古德里安回忆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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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　　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第二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任师长，驻在维尔茨堡（Wurzburg）；　　第三装甲师由费斯曼（Fessmann）将军任师长，驻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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