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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斯蒂芬·茨威格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高尔基都喜欢。他认为茨威格“优秀、谦虚、很有才气”。他对茨威格写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十分赞赏。他曾说：“茨威格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和非常天才的思想家。我觉得，在他之前谁也不曾带着这种义士般尊敬的心情和对妇女的真挚的柔情来描写妇女。而且没有丝毫多愁善感，一切都如此朴实，如此明智”

　　茨威格作为客人，在索仑托高尔基的家中度过了难忘的三天。在归途中，他给高尔基打了封电报，感谢高尔基的盛情款待。

　　在这段时间里，高尔基与另一位著名作家的友谊也开始达到高潮。这位作家就是法国的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虽然只比高尔基年长两岁，但两人的身世和经历都极为不同。

　　早在1916年前后，高尔基就仔细地阅读了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所有的文章。

　　正是这些文章，使高尔基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使他记住了罗曼·罗兰。正当这时，高尔基打算请国内外著名的当代作家为13到18岁的青少年写一套名人传记，由他主持的《帆》出版社出版。他的计划是：《哥伦布传》由挪威航海家南森执笔，英国作家威尔斯写《爱迪生传》、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生物学家季米里亚采夫写《达尔文传》，高尔基自己写《加里巴的传》。于是，高尔基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亲爱的罗曼·罗兰，我热切地请求您写一部贝多芬的传记，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比您写得更好！”

　　这是高尔基与罗曼·罗兰长达20年之久的友谊的起点。友谊建立的基点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他们俩的一生，都在思考人和人类的幸福，都在向往光明，并且以文学为工具，做出了现实而伟大的贡献。他们都真心实意地拥护无产阶级革命，都热爱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这些共同的理想，使罗曼·罗兰认识到高尔基是自己“在精神上不可多得的同志”，也使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惊奇地说：“在今天的欧洲，我不认识有谁像你那样，满腔热血和激情，而且极少教条地考虑人和人类的未来。”

　　他们互致对方的寿辰。高尔基50岁时，罗曼·罗兰在信中写道：“您诞生于冬尽春来，春分即将来临之际，这种巧合就象征了您的一生，它是和旧世界灭亡，新世界在狂风暴雨中的诞生紧紧相连的。”

　　1926年罗曼·罗兰60岁寿辰时，高尔基发表祝词，称罗兰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斗争者，他固执地、不倦地致力于帮助在目前阴暗岁月里，不懈地创造文化价值的人们。”在这之前，1925年，高尔基把《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献给了罗曼·罗兰。

　　5月时，高尔基充满敬意地写道：“请允许我把这部小说献给您——献给我所热爱和尊敬的人。”罗兰则回信谈：“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像您对我表示的友谊那样，使我感到如此自豪，感到这般幸福，衷心地感谢您！”

　　当罗曼·罗兰70岁寿辰时，高尔基再次致贺信说：“当解放了的人类回顾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了解它令人惊叹的悲剧性史诗的日子，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劳动将会得到应有的评价。在这部史诗的画卷上，将屹立着宏伟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许多崇高艺术作品的作者的强大而又光辉的身影。您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印度、摩洛哥和美洲都受到爱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人们对您爱得尤为热烈。”他们一直渴望着相互见面与倾心交谈。

　　直到1935年6月，罗曼·罗兰第一次返苏时，才在莫斯科第一次与高尔基见面。他们相处了一个月。

　　两位作家一起会见了许多苏联作家、批评家、作曲家、画家，一时成为文坛盛事。罗兰唯一遗憾的事是自己不懂俄语，而高尔基也不懂法语。年近古稀的老人罗兰竟兴致勃勃地要学俄语，争取下一次和高尔基见面时用俄语对话。但是，他们这一别就再也没有了相见的机会。

　　高尔基逝世以后，罗兰在日记中说：“不，我过去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对高尔基的感情有这么深厚！朋友一旦消失，友情的深度反而被我发觉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友爱，悲剧地显露出来了。我怀着极大的痛苦感觉到，和他分别以来，我是天天在盼望着同他再一次会面，我敢说，高尔基也一样，他也在盼望和我再见。1935年7月底，我们在莫斯科车站分手的时候，是我们两人之间真正的亲密友情交流的起点。”

　　高尔基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磊落的人格，朴实的性格，杰出的艺术造诣，使得他一生当中与许许多多文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有如一块磁石，在他周围永远团结着无数文学界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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