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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1918年夏，我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在进行对毫米火炮的射台演习，一颗炮弹一出烟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两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在炮尾爆炸了，把炮手的脑袋都炸飞了，所以士兵们都不愿再进行演习了，这时，我作为在场的军衔最高的军官，挺身而出亲自操炮演习无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上去连打了3炮都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我的行为使士兵们对这门炮恢复了信心。但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最不愿拉响炮栓的一回。

　　七、

　　在默兹——阿尔贡进攻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布上尉那个连的坦克官兵们正在挖掘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战道。突然遭到了敌人从大约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的直接攻击，大家赶紧都隐蔽起来，战道也不挖了。为了调动士兵的信心，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样一来战士们就都出来了又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有好几个士兵都中弹了，但我们俩连个子弹毛也没碰着。我们有5辆坦克从这个战壕开出去，迅速地冲向敌人的机枪扫射区”结果他们的机枪马上就没动静了。我徒步跟在坦克的后面向前冲，穿过了后山坡，那里大约300名步兵已经没了指挥，搞得一团糟。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有必要让那些步兵跟着坦克一起向前冲，以扩大突破口。于是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没人搭理我。于是，我只好让他们自己主动报名，算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络，共有6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结果剩下的人也没再继续后退。在这次战斗中，那6个自告奋勇的人中有4人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负了伤。当又有更多的坦克跟进时，余下的步兵也都跟着冲了上来。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我因为有这两项特殊表现而获得了十字功勋章。

　　八、

　　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以后，我流了不少血并在距德军防线大约有30码远的一个弹坑里躺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军仍不断遭到敌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但却没有人员伤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负伤，我觉得自己伤势很重，一定是快不行了。可我却不听医生的劝告，执意要他们把我送到当时由我负责支援的第35师司令部，在那儿我就把我在前线上所看到的一切向他们—一如实作了汇报，然后再让他们把我送回医院。其实我的伤并不太重，但精神上所受的打击绝不亚于身体上的伤痛。这一点同我在前面提到的在深山峡谷中寻找黑兹将军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九、

　　1942年11月9日上午，我由副官斯蒂勒中尉陪同前往费达拉海滩，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船只进港卸货后却不及时驶离港口，那里硝烟弥漫、炮声阵阵，法国飞行员正在向海滩扫射，尽管他们扫射的命中率很低，但我们的士兵却总得躲起来，这样就影响了卸船的速度，尤其是影响了弹药卸运的速度。而弹药的卸运速度对我们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军在南边不足一千码远的地方正与敌人激战，急需这批弹药。

　　我留在海滩上并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亲自帮助船只离岸，我认为我对稳定部队情绪及确保最初登陆成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海滩上呆了大约有18个小时，自始自终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投身于这种实际事务中。但我认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完成他应有的任务，而他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任务是激励士兵们的斗志。

　　十、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哈金斯上校把我叫醒并且对我说，一名法国军官从拉巴特来到这里，他带来一份命令；要卡萨布兰卡的法军投降。我们派一名士兵护送他去卡萨布兰卡。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不该取消预定的进攻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先由空军于当日早七时实施轰炸。当时有许多优秀的军官劝我取消这场进攻，但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对敌压力，那我们肯定会使法军投降。反之，如果我们表示愿意同他们谈判的话，或许他们就不会投降了。又何况法军同我军的比例是二比一，抓住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下令继续进攻。第H天清晨6时45分，我收到了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发出的投降请求，8分钟后，我好不容易通过电台把命令传达到7时即将起飞轰炸的机群以及7时16分要发动炮击的海军。当机群接到我们的命令时，距离起飞时间只有不到1分25秒了。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下午1时半，西非战场的法军最高司令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和诺盖将军带着参谋人员来到了费达拉的米拉马饭店投降。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上级明示给我两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其中一种要比另一种更宽大些。在横跨大西洋途中，我把这两个条件读了好几遍，但是由于缺少历史知识，直到法国人都来了，我才发现这两个投降条件是为阿尔及尔，法国的一个属地制定的，而摩洛哥则是法国的保护地，完全靠法国人的威信控制阿拉伯人。基于这一事实，我清楚地感到这些投降条件都不合适。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失去了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有的通讯联系，对非洲战场上其他几场战役进攻的进展情况也是一无所知。我不得不作出决定，我必须保住摩洛哥，把它作为美军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如果摩洛哥陷入一场阿拉伯起义的痛苦之中，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美军进军非洲的门户了。因此，我必须维护法军在这里的威信。

　　我站起来，用不太流利的法语说（我曾在法军骑兵学校上过学），一战期间，我曾在法军中服役两年。我向来对法军军官都是特别尊敬的，钦佩他们所取得的荣誉。如果现在我能荣幸地听到法国军官保证他们不向美国部队和战舰开火的话，他们可以保留武器，守卫海上要塞，像从前那样活动，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从未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感到后悔。我相信，要是我当时不那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要用6万名美军占领摩洛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减少我们本已不足的兵力。

　　十二、

　　1943年3月5日晚10时左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将军打来电话，要我次日清晨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布兰奇机场汇报战况，并且还要带上一名代理参谋长和两三名参谋，做好执行长期野战任务的准备。我没法从一般的参谋部抽出任何一位参谋，因为他们都得留下未继续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我带上两位副官，詹森上尉和斯蒂勒中尉，传令兵米克斯中士；第2装甲师的加菲将军（担任我的代理参谋长）；作战处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后由马克多斯取代）和情报处长科克上校。3月6日中午刚过，我们抵达布兰奇机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的迎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撤掉弗雷登多尔将军，准备叫我接替他负责指挥第2军，并于14日发起进攻，各项计划均已拟好并获得了批准。我问我如何能授权撤换弗雷登多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已经在电话上同弗雷登多尔谈过了。他随即又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段话，告诉弗雷登多尔将军可以同我共事，一直到我解除他的职务时为止。

　　之后，我们飞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过了一夜，并结识了第2军所属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告诉我，3月10日以后，第2军将脱离英军部队，虽然其番号不变，但该军却被视为一支独立的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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