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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其二为：

　　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是历史所显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会把它建设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飞起。

　　在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哲学家们必须在现实世界已经经历了形成过程并且已经成为“实在的东西”之后，才能构思他们的哲学体系，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两段话所共同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哲学不能超越它的时代，同样，每一个人也不能超越它的时代。

　　这反映了黑格尔的很强的历史逻辑观，他将个人、思想都放于它们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而不是理解为抽象的人及思想。这个思想非常可取。另外，在这两段话中，后一段话其实是对前一段话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1820年6月，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名批评了弗里斯，说他是“自封为哲学家的那批肤浅人物的头目”、“大摆哲学家架子的浅薄大王”。对此，弗里斯也反唇相讥，说黑格尔的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为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为符腾堡王室服务，而今拜倒在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托庇狱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云云。

　　1821年，《海德堡年鉴》上刊载了由保卢斯执笔的评论黑格尔法哲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保卢斯攻击黑格尔是愚昧无知并且故作高深，是“新瓶装旧酒”、“炒冷饭”，重复着别人早已说过的观点，最后特别批驳了黑格尔把合理和现实相等同的观点，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经验中现实的东西都要是合理的了。

　　对弗里斯的讥笑，保卢斯的评论，黑格尔在1821年5月9日致道布的信中这样写道：“刚才我听说，在《海德堡年鉴》上似乎对我的自然法进行了评论，而且是用我现时只在这本杂志上才看得到的那种蛮不讲理。我听到的只有这么多，并且很想，尽管您和亨利希并不鼓动我，更多的知道这篇印出来的东西对序言说了些什么。我从这里就猜到是我的老同乡保卢斯对这样一个既无知又傲慢，用施氏本话来说蠢驴那一样的小宗派，我以我的序言给予迎头痛击。这个小宗派习惯于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现在有点奇怪，为什么学术界有人对它不肯卖帐，甚至竟敢公开说出和它相反的话。而这个领域是这个派别特为习于发号施令的地方。他们自以为对此有一种特权，我已经很看到了一些朝向我的难看面孔。至少是板起的面孔。以前他们不能够把我所说的打成施马兹派（施马兹派：

　　柏林的法学家提奥多海因利希·施马兹曾于1815年写文章攻击时代精神和爱国团体，认为它们具有革命情绪。施马兹受到施来马赫·卡卢斯和大学生联合会的反击，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并且更难于给事情定罪名。”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仍然忠于自己的哲学的根本原则，并竭力借助于迂腐晦涩的言词隐藏着和发挥他的哲学的根本原则。黑格尔终生肯定法国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并力图从哲学上论证由法国革命所掀起的历史新潮流的势不可挡。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著作中最为保守的一部。可是，恰恰就是在这部最为保守的著作中，黑格尔论证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性，从而“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制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他还在此书中提出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著名命题，以此来论证普鲁士封建王国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命题，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其含义也不相同。

　　在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看来，这是在为其存在作辩护，宣扬普鲁士政府是一合理存在，因为这一命题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普鲁士政府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合乎理性的，又因“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故普鲁士政府能够存在，其存在有根据——合乎理性。这一命题也引起了黑格尔学派的反对派的猖狂叫嚣，他们误认为黑格尔将合理与现实相等同，如保卢斯。另外这一命题也引起了有激进思想的革命者的不满，认为黑格尔在替普鲁士政府的存在作合理论证。其实在这里，他们都错误地理解了黑格尔在这一命题中所用的“现实的”一词，所谓“现实的”并非指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的存在，而是指现实社会中那些有必然性的存在。黑格尔其实将现实社会的存在分为两类：一为有必然性的存在，这是“现实的”；另一为无必然性或已丧失必然性的存在，这些都是“不现实的”。根据黑格尔的本意，这个命题的意思是指：

　　凡事物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如有必然性，则可以存在，并且是现实的；超过了这一历史阶段，这一事物就有可能丧失必然性，则不能存在，如若存在，也是“不现实”的存在，并且迟早是要被另一有必然性的新事物所取代的。

　　恩格斯对此作辩证分析，引伸出它的革命意义：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凡是合理的、现实的东西都会失去它的必然性，变成不合理的、不现实的，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要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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