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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走向华盛顿的历程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大道在林间一分为二,我踏上了那条暂短之途,不同的结局竟由此产生了。

  罗伯特·弗罗斯特:《意外之途》。

  约翰·F·肯尼迪就职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时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长一起,我们聚集在白宫的东厅,等候宣誓就职。

  我们排列成一个半圆的队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灯下方,面对着身着黑色礼服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我与同伴们众口一词地完成了誓言。总统和夫人、国会要员、以及我们的家人目睹了这一仪式,随后,总统上前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到那时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在到场的人中,我还不是最年轻的人物,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总统只有四十三岁,而罗伯特·F·肯尼迪时年则仅为三十五岁。与这里的许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军官。约翰·F·肯尼迪总统相信,我会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来处理军事事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统计控制管理的军官,我和一些来自哈佛的同僚们已经这样做了。再次应召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激动。

  我进入白宫东厅的历程开始于旧金山。人们的欢庆场面,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最早的记忆。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两岁。人们的欢庆不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和其盟国的胜利将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终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血腥残杀的时期,迄今为止,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亿六千万的人口,正丧生于这一时期。

  一次大战时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级时,它也导致了教室的极度短缺。我们在一间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课,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但教师却是出类拔萃的。每到月底,她总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成绩重新分配座位,名列榜首者将会坐到最左边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决心要占据那个位置。班上的同学大都是WASP——白皮肤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挡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强劲对手,却总是那些中国、日本和犹太同学。每当经过一周的刻苦学习后,我都要与邻居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两天的周末,而我的对手们则会去自己民族的学校,学习他们祖先的语言,接受他们那些历史悠久、颇为复杂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们再次返回我们的学校,与那些爱尔兰血统的同学一争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取胜的次数是寥寥无几的。

  在学业上争当第一的动机,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我父亲从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期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意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当人们回首以往的岁月时——就我而言,回顾以往的七十八年时——总能发现某些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信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学的父亲自尽身亡。另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激烈的工人罢工活动极为常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员罢工期间,旧金山码头区的房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用来对付码头上发生的战斗。一次,在市场街上,我亲眼看到一位码头工人追赶一位男子,他说此人是个工贼。他将那位男子打翻在地,把其一条腿的膝盖压在路边的台阶上,脚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后,拼命地跺踩着其小腿,直至踩断了腿骨。这一可怕的暴力场面,使我久久无法平静。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为了挣够下个学期的费用,我去工会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份海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些环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那些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作为一名普通的船员,我随SSPeterkerr号货轮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资为二十美元,船舱中的淡水时有时无,床铺上的臭虫随处可见。一天早晨,我特意数了数,一条腿上竟有十九处被咬的伤痕,饭菜也总是难以下咽——一次航程下来,即使像我这样年轻力壮的人,体重也下降了十三磅。这种经历导致了我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工人们的同情,他们的苦难境遇至今仍萦绕于我的脑际。在汽车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之时,我曾大肆推崇过沃尔特·鲁瑟等工会领导人物。在五角大楼时,我也曾试图将一位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官员杰克·康韦召到麾下,担任我的人力资源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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