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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在格罗斯区域或布卢姆菲尔德的小山上，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区，但是，我们中的两位却选择了密执安大学的所在地安阿伯，这样，我们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不久，我就发现，约翰·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矗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巴加斯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一。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神童”们并没有辜负他雇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总裁）。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Ｂ·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易斯·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也有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〇年夏天，欧内斯特·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福特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约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总部就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

　　电梯在我和约翰·巴加斯住的楼层上停下来，我们走了出来，亨利·福特二世的套房在上面一层，但他叫住了我：“鲍勃，（鲍勃为罗伯特·Ｓ·麦克纳玛拉的昵称——译者）来喝一杯，好吗？”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说，“我想睡觉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约翰·巴加斯说。

　　“噢，我只想邀请鲍勃。”亨利·福特二世对他说。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这时，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担任公司总裁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得考虑一下，并与玛格丽特交换意见，一周之内，我会给他明确的答复。一周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会议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过。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为福特的总裁已有七个星期了。这天清晨我从安阿伯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迪尔伯恩的办公室，中途，我在里佛红铁粉厂停留了一下，最后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到达了办公室。我的秘书弗吉尼亚·马歇尔递给我一份长长的来电者名单，由于我曾指示她，由我来回任何一个打进的电话——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发泄不满的——所以，并没有审阅名单，我就将它回递给她，并说：“开始拨电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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