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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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一月二十七日，我将他们的备忘录转交给了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并附上了一个简短的意见：“目前，我们在南越的（训练）项目尚未提供足够的经验，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们的建议。”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我们逐步理清了国防部各项事务的头绪，而越南问题则远远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并不像许多其它的问题那样——我将它们交给罗斯韦尔·Ｌ·吉尔帕特里克处理，而是亲自承担起处理越南问题的责任。这样做的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只是作为顾问，但是，这毕竟是美国卷入战争的唯一地区。我深感对此事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因此尽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这项事务之中。这最终导致了人们“麦克纳马拉的越南战争”的说法。　　一九六二年，随着我与南越接触的加深，我结识了它的领袖吴庭艳总统。我们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几次冗长的会议，办公室设在嘉龙宫（音译）中，天花板上吊着嗡嗡做响的电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灿灿的飞檐。我们以为，吴庭艳的意图是将人民带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泽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学院中学习，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有力证明。然而，随着我们对事物了解的加深，我们逐渐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吴庭艳和他周围的人，还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结构，都缺乏与南越人民的直接联系，他也从未试图加强过这种联系。我们对他的判断完全走入了误区。　　由于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吴庭艳在我眼里完全是一个难解之谜，事实上，每位见过他的美国人都有与我相同的感觉。从外表上看，他显得专制独裁、多疑多虑、吞吞吐吐，并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据说吴氏从不与女性交往：他从未结婚，并被认为，从未有过性的经历。但是，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则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虽然嫁给了吴庭艳那位擅长权术、颇有势力的兄弟吴庭儒，但实际上也扮演着吴庭艳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后，儒夫人给予吴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紧张，并时常与他争辩一些问题，显而易见，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许多儒夫人的意见。当然，对于具体的内容，我仍然是一无所知了。甚至，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搞明白，对于其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吴庭艳究竟考虑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长远目标。　　就像绝大多数来到过这个国家的美国人一样，甚至按照我的推测也包括许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儒夫人聪明、坚强、漂亮，但也凶暴残忍、诡计多端——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巫婆。　　尽管，我们察觉到了这些印象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接受了社会对吴庭艳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闻周刊》就称他为“自由亚洲最富才能的领袖之一。”政府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包括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是一位前任的东亚历史学教授，也对吴氏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因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将国家引向了独立。“这一时期”，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一九六三年写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溃和引进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动乱和阴谋，清除无处不有的腐败方面，他个人的胆略、正直、果断和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吴庭艳的确完成了非凡的业绩，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努力建立起一个国家，而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视眈眈的压力下完成的。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他也的确存在着不足，甚至非常明显，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吴庭艳更杰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乐观。　　然而，我们对吴庭艳总统所做的判断究竟是否是正确的呢？我们对所面临问题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否会成功呢？当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之中，我们不懂这里的语言与文化，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历史、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而我们却要与这个民族并肩作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进行判断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像一堆乱麻一样，塞进了我们的头脑，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　　我们从越南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们——我、总统、麦乔治·邦迪、迪安·腊斯克和马克斯威尔·泰勒——无人对此表示满意。当然，我们要求得到有关军事行动的情况报告。并且，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分析材料，我们驻西贡的大使馆洪水般地送来了这类材料。很早之前，我们就决定，需要定期召开华盛顿和驻西贡美国高级军官之间的会议，以共同协商问题的解决。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底开始，我就频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会议在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举行，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珍珠港。约有来自华盛顿、西贡和夏威夷的军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将聚集在一间洞穴式的会议室里，来听取一长串的情况汇报。这里十分拥挤，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紧张，这使人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问题上，也妨碍了我们听取报告的真实内容和富于见解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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