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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电报由正常的渠道发回,最终于十一月一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十八分到达了国务院,九时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宫,我们与总统一起正在再次讨论西贡的事件。然而,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政变已经发动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又一次与总统一起讨论西贡的局势。在会议开始之时,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还尚不为人所知。会议开到中途之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了一条从情报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报告说,他们已从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两兄弟已在“从城里去将军联合指挥部的途中自杀”。

  事实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吴庭艳和吴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贡闹市区南部的中国人居住区。明(音译)将军,他后来成为了总统,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来接他们。他们俩人被推进了装甲车里,双手被捆着。当车辆到达将军联合指挥部时,装甲车的门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吴庭艳和吴庭儒俩兄弟已经死去了。俩人都被枪击过,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

  “他们怎么会死的?”据说,敦(音译)将军曾这样问明将军。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将军回答道。

  几个月后,他对一位美国人谈到了两兄弟的死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杀了他们。那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村民们极为崇拜吴庭艳,所以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陈文香(音译)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吴庭艳的批评者之一,并因反对其统治而受过牢狱之苦,他说:“掌权的将军们之所以决定干掉吴庭艳兄弟两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将军们的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既非安邦治国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总统和吴庭儒先生还活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阻止俩兄弟卷土重来。”

  约翰·F·肯尼迪总统闻此消息后,脸色迅速变得煞白,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的激动。死讯“就像一个道德和信仰问题那样,造成了他内心的震动和烦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事后回忆道,“完全动摇了他的信心……开始怀疑有关南越问题的情报。”小阿瑟·施莱辛格也说,自从猪湾事件以来,这似乎是总统最感沮丧的一次,他处于深深的“忧郁和不安”之中。

  总统仔细地推敲着这一死讯,并认真地评论道,这一死讯将对美国和世界均产生严重的后果。他怀疑地指出,作为天主教徒,这俩兄弟是会杀死自己的。小罗杰·希尔斯曼反对道,即使他们信仰天主教,吴庭艳和吴庭儒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也不难理解——按照一种精神,即“这是‘哈米吉多顿’(《圣经》中善与恶的决战唱—译者)”。后来,麦乔治·邦迪刚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当人们的手被反捆着的时候,他却能用枪和刀来进行自杀,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总统坚信,在为越南服务了二十年之后,吴庭艳的影响决不会与他的死亡一起消失。这一判断似乎与毛泽东的说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与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提到,美国人已不再关心吴庭艳了。他又继续说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并不是如此之坏。他说,在他被谋杀之后,天下难道就变得太平无事了吗?我们还无法得知毛对吴庭艳评价的全部细节,不知道他对吴庭艳在越南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这只能有待于中国和越南开放他的档案。这一评论引起人们的许多疑问。

  吴庭艳之死引起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震动,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回顾往事,从当时来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并且,我们也失去了按照美国的目标来推进事物进程的基矗吴庭艳之死并未结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轻报告的杰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十一月四日告诉华盛顿,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于我们与你们之间,这主要是关于政变的影响和功绩。这里是一些我们的看法:a.对于那些曾与军事或政治运动有关的人来说,这次政变似乎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现在两个方面……b.那些一直对政变抱有敌意的专家们曾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将会取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结论性地指出,他也认为,政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加快美国人返回家园的速度。

  马克斯

  威尔·泰勒和我均对此表示怀疑。在政变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出现来取代吴庭艳,政变之后,我们也未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府。

  为了摸清真相,总统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召开各方参加的会议。这是我们会见林登·B·约翰逊之前,最后一次开会商讨越南问题,四天之后,他继任了总统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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