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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河内驻苏大使拒绝会见福伊·科勒。那天夜间，一位级别较低的美国外交官将电文亲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馆。第二天早晨，电文被装在写有“美国大使馆”字样的一个白信封中退了回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一则感到被驳了面子，一则担心右翼的批评，总统在五月十六日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了恢复轰炸的想法。我请求推迟一段时间，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计划，给河内更多时间考虑做何反应。但总统认为，河内如果有兴趣，现在就已做出反应了。我们最后议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轰炸恢复了。

　　此后的三周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越来越沮丧和担心的一个阶段。南越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军队内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谋反对潘辉括（音译）的文官政府。一次政变刚刚失败后，由南越青年军官发动的另一次政变成功了。他们推举四十二岁的阮文绍将军为国家元首，以空军三十五岁的阮高其将军为总理。代理大使亚历克斯·约翰逊说阮高其像一颗“无人看守的导弹”。他确实如此，他嗜酒嗜赌如命，还十分好色。他穿着浮华，我常见他身着带拉链的黑色飞行服，腰带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还发表极端言论。当有记者问他最崇拜谁时，他说：“我崇拜希特勒……我们越南需要四个或五个希特勒。”威廉·Ｐ·邦迪后来把阮文绍和阮高其称为“庸才，真正的庸才！”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轰炸难以奏效，这使要求扩大地面战争的压力日益加强。六月三日，马克斯威尔·泰勒致电华盛顿：“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并不相信任何规模的轰炸能够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动。也许只有当……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势已经或将要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才会改变态度。”

　　两天后，他又致电说，南越的一个军由于领导不力和士兵开小差，已经快要溃散了。几个月来，马克斯威尔·泰勒一直反对美军在南越参加战争，但他现在不得不指出：“美国地面部队也许有必要采取行动了。”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威廉·Ｐ·邦迪、乔治·鲍尔、汤米·汤普森和我于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腊斯克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电报。总统突然走了进来。他显得很孤单。他说，“夫人”走了，他是来找些伙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头一盆冷水。

　　他读着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电报，忧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迪安·腊斯克还抱有一点希望，但是我说：“我们谋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们能做到吗？我不知道。共产党仍然认为他们胜利在望。”

　　总统侧耳倾听。他看上去有些苦恼和忧郁。他沉着脸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有一天会遇到大麻烦。”

　　他是多么正确啊！

　　六月七日，炸弹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兰致电五角大楼说：东南亚的冲突正在升级。部分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更多的军队正在途中……迄今为止，越共在这次战役中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军队很难对付日趋强大的越共力量。士兵开小差的比例极高。战斗损失比预计的高出许多……其结果是，南越军队开始不愿意发动攻势了。有几次，他们的意志在炮火的打击下显出了动噎…两军人数的对比继续向有利于越共的方向发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军队肯定顶不住这种压力……在此后非常关键的几周内，除了增派美军或第三国军队加强我们在南越的行动外，我认为我们已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增派军队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强我们在地面的进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们赢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兰说他现在需要四万一千名战斗部队。

　　以后还需要五万二千名。这将使美军总数从八万二千人增至十七万五千人。他在电报的最后说：“必须继续研究制定在必要时动用更多军队的计划。”他的要求意味着美国无限制地扩大了军事干预。

　　我在国防部任职七年收到的数千封电报中，这是最令我烦恼的一封。我们无论如何得做出决定。到底要走哪条路，我们不能再推迟做出抉择的时间了。在此后的七个星期中，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阴云。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研讨。南越的命运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动用美军才能挽救。“我们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我对其他人说。但我和他们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解决问题。

　　六月十日我们继续讨论。有人（我忘了是谁）说：“美国人民认为我们隐瞒了实情。”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已经“欺骗”舆论很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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