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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鉴于政府内部对空袭行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我要求总统授权一个特别小组研究空中轰炸对河内的作战意志和能力的影响。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同意此议，指派汤米·汤普森、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Ｔ·麦克诺顿和威廉·Ｐ·邦迪研究此事。汤普森小组于十月十一日提交了报告，其结论与总统和我的判断十分接近，所依据的理由也大体相同。扩大空袭行动可能引起中国和（或）苏联强烈的军事反应。轰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会炸沉苏联的船只，将强化北越对通过中国的陆路运输的依赖，从而增加北京对北越的极端主义影响。北越似乎不愿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汤普森小组建议暂停轰炸以试探河内是否有兴趣和谈。

　　现在回过头看，一九六五年秋亚洲其它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于喜马拉雅山麓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纠纷，苏联的盟国印度与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冲突。

　　十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达一直在向中国靠拢。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发表谈话痛斥华盛顿，并谈到了“北京——雅加达——河内——金边”轴心。但不久以后，在印度尼西亚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获成功，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反共情绪和排外情绪充斥全国各地。结果，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三十多万共产党员遭杀害。东南亚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改变了政策和方向，权力落到了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苏哈托的手中（现在他仍在位）。

　　乔治·Ｆ·凯南的遏制政策是我们承担保卫南越的义务的重要理论根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已在印度尼西亚遭受了重大挫折……”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国与越南的利害关系。他说现有的多米诺骨牌已经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乔治·Ｆ·凯南的观点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未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林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呼吁“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武装革命接管“城市”（工业化国家）。他嘲讽了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说越南人民的“阶级斗争”必将使到处扩张的美国遭受可耻的失败。约翰逊政府（包括我在内）认为这篇讲话有好战和侵略意味。在我们看来，林的讲话明确显示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有合理的根据。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后，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并于次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系事件使中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再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但是，由于囿于原来的预测，也由于忙于应付发展极快的战事，我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严重威胁。

　　由于中国转向内部事务，美国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战争越来越像是美国人的事情了。这在美国引起了一些批评，但民意测验显示广大民众仍然支持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政策。在国会中持严厉批评态度的约有十名参议员和七十名众议员，包括Ｊ·威廉·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和韦恩·Ａ·莫尔斯等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国会总体上仍持支持的态度。除少数著名的专栏作家外，新闻界也在继续支持总统。

　　此时，反战抗议活动还不多，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黄昏时分，年轻的贵格会教徒诺尔曼·Ｒ·莫里森在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窗外约四十英尺处自焚身亡。莫里森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贵格会在巴尔的摩的斯托尼教友会的干事。

　　他把一加仑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当他点着火时，怀里还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女儿。旁边的人见状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没有受伤，活了下来。

　　诺尔曼·Ｒ·莫里森死后，他的妻子发表了一项声明：诺尔曼·Ｒ·莫里森以他的生命来表达他对越南战争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灾难的担忧。他是在抗议我国政府在军事上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战争。

　　他认为全体国民必须讲出对国家采取的行动的看法。

　　诺尔曼·Ｒ·莫里森之死不仅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个悲剧，而且对我和我们国家而言也是个悲剧。这是对许许多多越南和美国青年的生命遭受杀戮的严重抗议。

　　他的行动使我极为震惊，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避免与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谈论。我知道玛格丽特和三个孩子对战争抱有与诺尔曼·Ｒ·莫里森大体相同的看法，我的数位内阁同僚的夫人和子女也是如此。我认为我理解并同意诺尔曼·Ｒ·莫里森的部分想法。我、玛格丽特和孩子们之间本来有许多话可以说，但在这样的时候，我常常沉默寡言，这是个严重的缺点。这次事件造成了国内的紧张气氛，随着反对和批评战争的声浪的高涨，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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