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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中午过后我离开农场回到阿斯彭，心情颇为愉快，因为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不过，我对绕开同事们使自己的建议得到总统的肯定一事颇感内疚。在我任国防部长的七年中，我只这么做过一次。”

　　对北越的轰炸暂停了一个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间，关于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的争论十分激烈。

　　政府发起了公开而紧张的外交攻势。除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还派副总统汉弗莱到菲律宾和印度，派助理国务卿Ｇ．·门南·威廉斯和托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个人都对外宣告华盛顿希望开始和平谈判。迪安·腊斯克还制定了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在停火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呼吁立即恢复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认为停止轰炸将使美军“在军事上处于严重的和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向我证明暂停轰炸确实对南越的美军不利，我将建议总统按他们说的做。

　　他们没有答复我。

　　这个阶段，美国加强了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轰炸。南越的美军战地指挥官们逐步加强了地面作战。一月初，他们向西贡附近的越共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一月中下旬，他们在广义省发动了自朝鲜的仁川登陆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更多的美军抵达南越。

　　一月十日，我们在白宫又展开了辩论。林登·Ｂ·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无任何结果，所以倾向于几天后恢复轰炸。我请求他延长停火时间，以便谋求谈判。我认为等到月底在军事上也无不利之处。厄尔·Ｇ·“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参谋长们说：“每拖一天，情况都会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兰特·夏普呼吁恢复并加强轰炸，包括炸断从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线。他认为这样的行动“将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或者会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参谋长们在六天后呈交的一份备忘录中附和此议。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报告，说北越每月可以输送四千五百人，运送的物资也足以支持在南越的重大军事行动，尽管我们对交通线进行了封锁。封锁工作耗费了大量炸弹，以下事实足以说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们投掷的炸弹超过朝鲜战争高峰月投弹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报局的独立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格兰特·夏普和参谋长们建议轰炸各个港口和机尝油库及兵工厂等目标，但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认为这样做不会“对南越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严重影响”。中央情报局负责制定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向总统直言不讳地说：“加强对北越的轰炸阻止不了其对南方的物资运输。”

　　关于轰炸能否产生效果的争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来关于空军的最新一轮争论。在此后的两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为止，争论仍未结束。

　　总统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总统的尴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总统在心底里必须在一场大战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理查德·拉塞尔在参议院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是否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打赢越南战争，结束我们承担的义务。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种选择是抽身而退——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准备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汇报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继续停火至越南的春节（一月底）以后，以便让北越有足够的时间对几个渠道的接触做出反应，也使我们的民众和国际社会相信，我们给北越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我想你了解我的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宽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认为你了解我的自然倾向。”

　　显然，林登·Ｂ·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是个错误，必须恢复轰炸行动。虽然我仍然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过高地估计了封锁所能产生的效果，但我现在也觉得恢复轰炸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开始轰炸以平息关于暂时停火使敌人的渗透更加严重的批评意见，并避免给河内、北京和我们的人民以错误的信号。迪安·腊斯克和我还担心右翼势力施加压力让我们轰炸靠近中国边境的目标，就像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美军所做的那样。我们呼吁严格控制轰炸计划，要严于参谋长们的预期尺度，从而尽量减少中国介入越战的危险。

　　总统谋求对他即将做出的决定的广泛支持。一月二十八日，他召来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伦·杜勒斯和约翰·麦克洛伊）。他们赞成对北越恢复轰炸，并增加在南越的美军数量。在两天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正式决定恢复轰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立即扩大战争规模，包括对北越的全面轰炸和把美军数量增加到五十万人”。

　　圣诞节的暂停轰炸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某些批评家指出，在暂停轰炸期间，美国空军加强对老挝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锁行动以及美军在南越的地面作战行动，使我们给北越传递的和谈信息走了样。无论如何，暂停轰炸没有产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确实使得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对延长停火期限失去了兴趣。

　　许多人批评我们的公开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库珀后来评论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们使用了大锤。

　　在需要谨慎和机密行事的时候，我们却举行了七月四日的大游行。在一项激动人心的建议即可打动河内的时候，我们却公开宣扬每一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建议。我们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十四点和平计划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没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穿梭访问之中。简而言之，总统就像一个有三个演出场子的大马戏团的领班，而不是精心设计的外交行动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库珀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向总统提过建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受到责备。

　　政府曾做过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国驻缅甸大使亨利·Ａ·拜罗德转告北越驻缅甸总领事武友炳（音译），如果河内“能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暂停轰炸的期限可以延长。几天后，河内的广播电台谴责暂停轰炸是“阴谋诡计”，并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点”，即“南越的内部事务必须……按照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决”。武只是向亨利·Ａ·拜罗德重申了河内的强硬路线，作为对亨利·Ａ·拜罗德给他的信息的答复。

　　暂停轰炸获得成功了吗？此举显然没有立即导致和谈的开始。但在当时，支持此举的人也不认为能马上促成和谈。我们只是把此举视为最终和平解决问题并结束战争的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有效果吗？如果没有，那么它的失败是由于我们的固执还是由于河内的毫不让步呢？抑或两种因素都有？在河内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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