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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这些事件当然使我很苦恼。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伤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玛格丽特患了一种危险的溃疡，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术。我的儿子克雷格还是个小孩子，后来也患上了溃疡。

　　有时这种痛苦和压抑也会得到缓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苏联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来美国访问。博比·肯尼迪为他在希科里希尔的家中举行了盛大晚宴，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扩大影响”的典型做法。我和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一起谈论诗歌、冷战、越南和其它数以百计的话题达好几个小时，他一直在大量饮酒。大约凌晨两点半钟，我问他住哪里，要不要我们送他回去。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的司机送他、玛格丽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饭店。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小车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他们都说你是个禽兽，但我认为你是个人。”

　　在此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萨姆·布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萨姆·布朗是我孩子们的一个朋友。他组织和领导过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宫前示威之后，萨姆·布朗来我家吃晚饭。饭后我和他在书房谈了几个小时。当萨姆·布朗起身离开时，他说：“我觉得像您这么喜欢山的人不会是坏人。”

　　一九六六年秋，国会和公众的担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稳健派站出来要求进行谈判，而保守派则要求进一步加强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新闻媒介开始大量发表怀疑战争取得进展的报道。尼尔·希恩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不是鸽子，也不再是鹰》。他在文中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为合众社记者初次到越南时，他相信美国的基本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当他作为《时代》周刊记者重游越南时，他认识到，“以前相信非共产党的越南人能够镇压共产党的暴动并建立一个体面和进步的社会，这是很幼稚的”。

　　由于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更加冷淡。这时的博比·肯尼迪是来自纽约的参议员和越南问题上的鸽派人物。他于一九六七年初从巴黎返回国内，似乎是北越派来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闻周刊》获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周刊上公布于众。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博比·肯尼迪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二月六日总统召见了博比·肯尼迪。总统说：“战争将在今年结束。战争结束后，我将毁了你和你的那些鸽派朋友们。你们将在政治上死亡六个月。”

　　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从未像对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我产生过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们的对立使我的处境颇为尴尬。

　　林登·Ｂ·约翰逊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经常讨论越南问题。我非常谨慎小心，绝不辜负总统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来在政治上反对总统的事情。我从来不向总统隐瞒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饰我对越南的感情。

　　各种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这些决策者造成了伤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写道，他观察到国防部长“已不再生气勃勃，脸上显出苦恼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迪安·腊斯克和我开始显出了战争造成的疲态。迪安·腊斯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灵、苏格兰威士忌酒和四包百灵牌香烟”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报纸的报道，也由于我认为更换迪安·腊斯克和我对总统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于一九六七年春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排除……这种选择：更换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以回应‘华盛顿累了和华盛顿过时了’的指责。”

　　当一个又一个外交努力以失败告终后，我的失望情绪和痛苦进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办法赢得（或结束）这场所付代价和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发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动事件，使我更加担心。这种自相残杀使西贡政府更加支离破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令我烦恼的是敌人已兵临城下而这些南越人仍在内讧。在四月初危机达到高潮时，约翰·Ｔ·麦克诺顿和我制定了一个“可能的‘撤退’计划”，其依据是：“虽然军事形势尚未完全恶化，但政治形势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甚至军事方面也会越来越僵持不下。”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考虑利用这些麻烦脱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正在准备做一个可怕的选择——或许要在泰国进行抵抗”。这表明他也有同样的想法。

　　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担心撤退会在国际国内产生不良影响。不久，当南越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骚乱时，危机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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