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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回顾过去，我非常后悔没有设法让大家辩论这样一个问题：在政局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有无获得胜利的可能。我认为有一点在当时和现在都很明确，即在一个不能自我管理的国家，军队（特别是受外来力量影响的军队）是不可能维持好秩序的。

　　我的许多同事们对局势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在稳步前进。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腊斯克说，“形势已发展到北越不可能获胜的地步”。沃尔特·罗斯托写道：“总统先生，您应该能感觉到：受中共支持的河内的军事进攻已不再被视为未来的主流了……我们虽未获得胜利，但我们正在向胜利迈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来电说：“这场战争在军事方面进展良好……这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唯一真正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民是否会失去信心，做出‘让孩子们回家’的选择。这将成为失败的主要原因。”白宫越南事务助理罗伯特·Ｗ·科默访问南越归来后报告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的高级顾问们都不支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Ｗ·埃夫里尔·哈里曼表述的观点：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以，我们应该与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触”，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总统其他高级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且日趋尖锐和公开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报告说美国在“军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预计第二年春季“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于现在”。

　　威廉·威斯特摩兰同意这种看法。

　　十月中旬我再次访问南越以后，我对这种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对总统说，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能使战争很快结束”。影响我思考的问题有许多，我向总统做了详细说明：敌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毁，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我们阻止他们获得军事胜利的新局面，采取了使我们疲于奔命和等待我们自动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们的国民意志的策略）。他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把军事胜利变成“现实成果”——摧毁敌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们认为我们也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过去一年中，在越南发生的一件显然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是大批敌人在重大军事行动中阵亡了。如果允许在报告中略做夸张的话，那么敌人的损失必定……每年超过六万人。渗透路线似乎应该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的意志有所动摇，而且，通过从北越输入和在南越招兵，敌人显然能超额补充其损失人数。

　　……安民计划毫无进展。与两年或四年前相比，敌方全日制的地区性武装和半日制的游击队的人数增加了许多；进攻行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规模和强度也增加了……我们控制的人口数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层政治组织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使其在情报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到处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贡和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以内也是如此）；在农村地区，夜里几乎成了敌人的天下。

　　轰炸北越的霹雳计划既未对渗透活动造成重大打击，也未摧毁河内的意志。情报部门的人都承认这些是事实。

　　从（为民心民意而战的）这场重要战争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境况没有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场重要战争必须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况一样，我们没有好办法训练和鼓励他们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

　　面对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无法回答。我只能建议总统长时间保持美国的军事压力，同时谋求谈判。我希望这些努力能阻止对方静等我方退出，避免没完没了地增派美军，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增大通过持续施加压力实现和解的可能性。

　　无论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认为“预期战争在未来两年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结局是不可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谈判也许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在上述两个方面努力，谋求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成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这是个严肃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当时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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