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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简言之，不断采取升级行动有使战争完全失去控制的危险。我认为必须防止这种危险。我对总统讲道：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也许不会容许美国超越一定的界限。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重伤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因一个是非曲直仍在激烈争论中的问题而试图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家屈服，这的确不是一幅好看的画面。可以想象，这肯定会扭曲美国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在给北越造成的损失足以使我们“成功”的情况下。

　　这一切使我决定坚决反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我强调指出，必须把越南问题置于整个亚洲的大环境中来考虑。

　　我所持的一个观点与几年前大不一样：我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和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态发展表明，亚洲的形势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样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我呼吁我们“明确最低目标”，以下述两项原则为基础制订我们的政策：

　　一、我们的责任只是关照南越人民获得自己决定未来的权利。

　　二、如果南越失去自助之力，则我们的责任即告终止。

　　因此，我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把轰炸限制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以封锁渗透“渠道”；增派军队数量限定为三万人，此后不再增加；采取更灵活的交涉立场，积极谋求政治解决。

　　我坦率地阐述了执行这项策略的困难：

　　某些人将坚持认为对北越施加足够的压力必能有所收获，否则我们就是在对方未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放弃了手中的一个好筹码。许多人将认为不大量增派军队会延长战争，会有失败的危险，会增如前线美军官兵的伤亡人数。有些人将坚持认为……河内会更加好战并提出更多要求……有些人将指出，美国改变调子将使“许多人逃离”泰国、老挝甚至南越，将威胁到政府的团结和军队的士气，并失去人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的名誉将受到严重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个策略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谓的风险比其它任何策略都校经过深思熟虑，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坦率地告诉了林登·Ｂ·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正在形成自身的发展势头，必须中止这种势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策略“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建议“有诸多优点，是谋求谈判和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结束战争的良策，有助于维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改善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降低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对抗的危险，减少我们的损失”。

　　沃尔特·罗斯托以克制的笔触描述了人们对我的备忘录的反应，说它在政府内部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

　　我能够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而让总统少一些痛苦，让战争早一点结束吗？我现在认为我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很清楚，我的备忘录直接指出了结论：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或者直接行动开始从南越撤退。我们当时很有可能按照某些条件撤退，而且这些条件绝不会比六年后我们接受的条件差，美国国家安全遭受的损失也不会有那么大，美国和越南在人员、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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