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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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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教我写东西，我教他打拳击。” 庞德还像兄长一样调解海明威和哈德莉的矛盾。在巴黎的许多日子里，海明威内忧外困，经常不得不冷落哈德莉。作为驻欧记者，他必须在欧洲四处奔走，回到栖身的寓所，又想埋头于文学创作。哈德莉有时便到楼下去跳舞。卡罗斯·贝克的《海明威传》中写道： “那地方又窄又黑，墙根上摆满了木桌和长凳，只有中间一小块地方能够跳舞。来跳舞的人中有船上的水手，也有妓女。顾客只要出钱买票，每场舞都可以跳，而且可以随意跟舞厅里任何人跳。哈德莉被一些无赖纠缠，要求同她跳舞，她几乎吓坏了。 “欧内斯特却一个人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写作，自得其乐。” 内忧外困使这对一见钟情而又互相挚爱的年轻夫妇还来不及尽情品尝新婚的甜蜜与欢乐，就显出了破裂的危机。 庞德一心想弥合。哈德莉怀孕的时候，想到地中海边上去晒太阳，这能促使腹中的小生命健康成长。庞德盛情邀请海明威夫妇到他建在地中海边上的别墅去做客。 海明威夫妇回美国生孩子的时候，庞德希望他们再来巴黎，并且把哈德莉叫到一边轻声细语地对她说：“你千万不要离开海明威，有很多做妻子的都想方设法摆脱原来的丈夫。要是你离开他，将会铸成大错。我想当你带着孩子再回巴黎时，你和现在会大不相同，女人一旦做了母亲，心就会软下来。” 哈德莉挺着肚子，神色严峻地望着庞德。她一直不怎么喜欢他，脑子里总抹不掉第一次见面时他那个懒散而傲慢的神态。但对他的临别规劝，她却永志不忘。 4.成为“名记者” 20年代初的欧洲，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经济危机的魔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在许多国家徘徊。这对于驻欧记者海明威来说，既是幸事，也意味着苦差。 他一面与斯泰因、庞德等搞“纯文学”的文人雅士频繁交往，一面结识了许多报业同仁，每星期都参加巴黎的英美新闻俱乐部的例会。 不能因为下一头狮子更大就放过眼前这头，何况作家与记者并非水火不容呢。 《多伦多明星日报》经常向他下达指令性的采访任务，他也凭自己敏锐的直觉捕捉新闻报道材料。 他采访了1922年4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之一，有三四十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刚成立的苏联派出了一个由8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会议期间，海明威耳闻目睹了破坏政治谈判和外交措施的种种手法，这是他亲身领教的政治学的第一课。 他向《多伦多明星日报》发去了15篇报道文章。总的说来，对于政治纷争，他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对于政治家，则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观察和分析。他最欣赏保加利亚的首席代表，主要原因就是他高大结实，有一张饱经风霜的红脸，富于男子汉的气魄和美。 海明威像古希腊人一样，对于伟岸雄健的男子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次会议上，海明威还结识了很多记者，其中有一位叫作马克思·伊斯特曼，他是共产党《大众报》的编辑，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样子像个教授。他称海明威为“谦逊而有教养的小伙子”，给了海明威不少指点。他们一同去采访了热那亚的贫民区，那里是意大利北部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 他们成了朋友，但是若干年以后又发生过一次火并。 热那亚会议以后，海明威忙里偷闲，带着哈德莉到米兰作了一次旧地重游，这是他接受了生死考验，经历了狂热初恋的地方。在米兰，他碰巧遇到了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接受了海明威以记者身份进行的采访。此时，墨索里尼的面目还不清楚，才39岁，还没有掌权，但是他的“黑衫党”有25万成员，墨索里尼声明说，他们不想与政府作对，可如果政府要吃掉他们，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将政府摧毁。这一次采访留给海明威的印象是，墨索里尼还看不出像个青面獠牙的暴力煽动者，倒是像个思维敏捷的知识分子。 但是他在报道文章中，还是冷静地分析了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运动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借反对共产党的名义自发地成立组织；第二阶段是把该组织发展成为正式的政党；第三阶段是发动旨在统治意大利的政治军事运动。海明威认为墨索里尼已走完了前两步，眼下正在走第三步。 他是最先报道墨索里尼的记者之一，而且既审慎又敏锐。 重访米兰的几个月以后，他又接到《多伦多明星日报》编辑勃恩的安排，要他到君士坦丁堡去采访土耳其和希腊的战争。 哈德莉听海明威无数次描述过战争的恐怖，她坚决不同意海明威去战地采访。而海明威一闻到战争的气息就像蝙蝠飞进夜幕一样迫不及待。 如果说18岁时他参加欧战是出于某种狂热，那么，现在他完全明白，战地采访对于一个记者具有何等意义。他与哈德莉发生争吵。他离家前三天，哈德莉都不理他。哈德莉后来说：“我们之间没说一句话，他就走了，真够他受的。” 赴君士坦丁堡之前，他还秘密地与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签了合约，他似乎预感到《多伦多明星日报》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所，因此有必要考虑“一仆二主”的策略。 像拳击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海明威的信条是：“光明正大地打”，但这不妨碍他偶尔也来几个犯规动作。 他手头紧张，他还住在平民区的顶楼，他与哈德莉还常常作着漫游欧洲的梦。写《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天天带着妻子到米丘饭店去吃饭，而他和哈德莉顶多一周去一次。 这次战地采访为时不过一月，却是他驻欧记者生涯中的一段辉煌。 但他还没走出巴黎，就摔坏了哈德莉送给他的那台柯罗纳牌打字机，这似乎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果然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患了疟疾，他用葡萄酒咽奎宁丸，凭这两样东西和自身的强健去抵御，在数百公里的战线和战区内奔走。 他报道了君士坦丁堡的混乱，这个“神奇的东方之城”现在到处是枯瘦的老狗和翻着白肚皮的鼠尸。他报道了惊恐的人群拥挤在教堂祈祷主的拯救，而有钱人则抢购完了两周以后的火车票。 他采访了穿着美国军装的希腊士兵和希腊军队里的英国顾问，他拍下了燃烧的村庄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他描写了两个土耳其士兵枪决六名希腊大臣的情景，“有一个被处决者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他们全是在下雨的时候被打死在医院的墙跟下…… 他住在被捣毁的旅馆里，房里没有床，每次写完报道发完稿，浑身便散了架，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一觉醒来，用葡萄酒送服几粒奎宁丸，又赶到下一个采访地。 不久，希腊与土耳其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索去了希腊的萨雷斯地区，并限定希腊军队三天内撤离该地区。 记者海明威随同撤退，沿途景象触目惊心。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基督徒难民队伍，使海明威看到战争的灾难，他永远也忘不了这种悲惨景象，他用可以与戈雅的战争题材油画比美的文字，描述了身不由己背井离乡的难民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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