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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五节　太阳升起来了

　　正当海明威沉迷于写作和无休无止地漫游欧洲列国时，哈德莉告诉他，她怀孕了。这个消息没有给海明威带来多少要当父亲的期待和欣喜，相反，海明威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哈德莉约束与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他自己要作父亲还太年轻了一点。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一旦结婚就倒了霉”。

　　由于哈德莉认为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设备、医疗水准以及医生、护士的业务水平都比巴黎要好，海明威不得不离开他极为留恋的巴黎，和哈德莉一起于1923年8月底回到了多伦多。为了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海明威在《每日星报》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份工作使海明威倍受羞辱，并迫使他提前返回巴黎。

　　作为一位颇有名气的驻欧洲记者，海明威无缘无故地遭到助理主编哈里·欣德马什的蓄意迫害。欣德马什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无德无能的蹩脚文人，靠着娶了《每日星报》社长的女儿而爬上助理主编的位置，他妒忌其他人的才华和成就，想方设法挫伤成功者的情绪。虽然他和海明威从来没有什么过节，但海明威的才华和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招来他的迫害。海明威经常被打发去采访一些毫无价值的新闻，甚至发表文章时不能署名，在哈德莉分娩前夕依然被派去其它城市采访，使得海明威不能目睹自己儿子的降生。海明威愤愤地说：“在欣德马什手下工作，如同在德国军队里一位最蹩脚的指挥员手下工作一样。”他厌恶这个耗费精力、乏味无聊的工作，讨厌多伦多这个枯燥的、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城市，怀念巴黎的轻松、活跃，渴望回到那种充满友谊、刺激和成功感的文学圈子中。在他看来，如果不迅速摆脱多伦多和《每日星报》，不摆脱那个该死的欣德马什，他的灵魂，他的创作灵感将会迅速枯竭，他的文学生命也就会因此完结。这一切，促使海明威最终和《每日星报》决裂。

　　他辞去了每周125美元的工作，匆匆地看望了住在奥克帕克的父母后，携夫人和刚刚三个多月的婴儿约翰尼卡诺尔·海明威一起，于1924年1月底重返法国。

　　回到巴黎后，海明威成为了专业作家，以写作谋生。他接受庞德的建议，协助马多克斯·福特主编短命的《泛大西洋评论》。福特是一位老作家，他在文学界朋友众多，在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上都颇有成就。

　　他对海明威评价甚高，在1925年初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普及本的护封上，福特写道：“当今美国最优秀的作家，最严肃认真的，写作技巧最娴熟、最精湛的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在后来的《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福特把海明威与康拉德、Ｗ·赫德森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我50多年来所读过的作品中三名无懈可击的英文散文作家之一”。尽管如此，海明威对他称之为“有出息的矮胖子”的福特越来越反感，在他的眼里，福特是个不修边幅、假装斯文、口有恶臭的势利小人。在海明威的许多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中，福特都遭到了指责和攻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许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海明威的个性中，有“忘恩负义”这一条。

　　由于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又没有固定的薪水，海明威在经济上比较拮据。但他坚定地抵制了金钱的诱惑，努力维护创作的严肃性和艺术上独特的追求。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平静安定中写作对我来说比陷入毁灭美国作家们的金钱陷阱重要得多，我要尽力去创作，从不去考虑销路问题，也从不考虑它会给我带来什么，甚至也不想它能否发表。”

　　在海明威看来，文学创作是一项需要终身孜孜以求的事业，它好比是文坛上竞争激烈的职业拳击赛。

　　同时代的人都相互竞争，他们又与前辈大师们竞争。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作家要作的事情是，写出前人没有写出的作品，或超过已去世的人写出来的东西。”

　　为了在文坛拳击台上威风八面，立于不败之地，海明威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了前辈大师及同时代卓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亨利·菲尔丁、斯蒂芬·克莱思、康拉德、劳伦斯、马克·吐温、乔伊斯、吉卜林、庞德等等，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海明威。其中，托尔斯泰是海明威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在许多文章中，他都高度赞扬了托尔斯泰不朽的艺术成就，并把托翁看作是评判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

　　和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海明威在文坛上并非一开始就春风得意，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们对海明威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口是心非》杂志是美国第一份发表海明威诗作的刊物，但1922年6月发表他的四行诗《终极》之后，一分钱稿费也没给他。1923、1924年，海明威虽然设法在《小评论》、《泛大西洋评论》、《横断面》、《本季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和文章，但1924年全年他只拿到了50美元的稿酬。1925年3月，《打不败的人》被斯科菲尔德·塞耶主编的《日晷》杂志退回。1926年秋末，已经颇有名气的海明威的《阿尔卑斯山牧歌》被共产党刊物《新群众》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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