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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安塞尔莫老人在这部作品中是仁慈的化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位老人的心情一直很矛盾。他对法西斯滥杀无辜的暴行十分痛恨，然而当需要他拿起武器对准敌人的时候，他又于心不忍，因为杀生违背了基督徒的信念。这对安塞尔莫来说，与其说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无法磨灭，还不如说这是无邪的心灵在被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所折磨。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安塞尔莫寻求这样的内心平衡：“杀人是必要的，我知道，可是对一个人来说，这种事总是缺德的。我看哪，等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一定会有一种苦行赎罪的办法，来涤除我们大家的罪孽。”最后炸桥时，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被碎铁片击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着那圈引爆的电线。他为共和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海明威开始写作《丧钟为谁而鸣》时，他已经积累了近20年的西班牙的生活经验，他爱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他说他们的语言几乎像本地人一样，他是他们民族热情的一个“狂热爱好者”，这也许就是他的政治立场。因此他在表现政治与哲学问题时，并不把它们黑白对比。他的人物不是美德或邪恶的原型，而是普通人，是由善与恶按照不定的比例混合起来的，很矛盾，却栩栩如生。例如：费尔南多，这个心地朴实、整洁而热情的说土话的人；艾尔·索多，这个健壮、爱讽刺的游击队领袖；热情的奥古斯汀；拉菲尔，这个讨人喜欢的、靠不住的、魔鬼可能喜欢的吉卜赛人；俄国将军戈尔兹也是如此，他能“开非常有力的玩笑”，因为他是那么严肃。当出了问题时，他以勇气和克制来应付灾难，在听到进攻注定要失败的消息之后，他说：“咱们完蛋了。是的。像往常一样。是的。糟了没有办法，没有。用不着想了。必须接受。好！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在叙述结构方面的一次新的探索。全书的情节局限于三天之内（1937年5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地点（除了安德烈斯到戈尔兹的总司令部的旅行以外）只局限于圭达拉马的一个山谷的上部；主要人物局限于一小群游击队员和一个志愿军人。但是小说扩展到这些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范围之外，达到了海明威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乔丹对其祖父的回忆，将旧世界与新世界，美利坚合众国与西班牙共和国，在两次内战中联系在一起了。海明威深入主人公的思想之流，还使比拉尔以及其他游击队的成员叙述战争较早阶段的情况，将我们带入各种人物的思想和回忆之中，扩展了小说的范围和深度，几乎达到了史诗的规模。这部小说结构严密、高度集中、毫不散漫，同时生动、真切，充满人情味，确确实实是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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