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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欧内斯特用打字机打了一篇短文。描述一个美国商人如何成为一位诗人的。此人叫大卫·奥尼尔，在圣路伊斯的时候就认识哈德莉。现在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到巴黎来小住。奥尼尔已四十八岁，自动放弃颇有发展前途的木材生意而从事艺术创作。欧内斯特对大卫的妻子的看法要好一些。欧内斯特写道：

　　大卫的政治观点是从《每日邮报》那里来的。然后通过阅读报纸，攫取一些事实来证实他的政治观点。他凭直觉说话，是个多愁善感的爱尔兰人。一遇上别人，他就说，“你是爱尔兰人吧。那好，愿真主保佑你！”他很想当爱尔兰的桂冠诗人。他所写的诗都是千篇一律。对于大卫来说，一首诗就是作者把许多词堆砌起来，去描述作者根本不懂的事物。这就是富有诗意的诗。这样，他很快地一下写出了几百首诗。在佐尔·阿金斯的建议下，他把他的诗集取名为《翠玉集》。但由于人们对佐尔不感兴趣，他便开始给它换一个名字。

　　欧内斯特正着手写有关乔治·克里门斯的失势，虽然他从未见过这个严厉的老人本人。这年秋天乔治·克里门斯正在圣·芬逊海滨疗养。欧内斯特听说毕尔巴德准备去拜访克里门斯，他建议一起走。克里门斯已经八十一岁，手上戴着灰色手套，胡子也是灰白颜色的，很健谈，但有点罗嗦。他告诉他们说即将到美国去旅行。欧内斯特建议他顺道到多伦多去旅行。“决不会去，”克里门斯说，“我永远不会到加拿大去。”他用粗哑的声音解释说，加拿大在战争的时候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他们坐车回家的路上，欧内斯特打算在赛伯拉斯下车给勃恩打个电报。巴德劝他再加以考虑。后来，欧内斯特给勃恩邮寄去一篇关于克里门斯对加拿大充满怒气的谈话的报导。勃恩拒绝登载这篇文章。他说：“这些话，他尽可以说，但不能在我们的报上登出来。”

　　希腊与土耳其将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瑞士洛桑城举行和平协商会议来解决两国的领土争端。《明星报》急切希望欧内斯特到洛桑去报导会议情况。这次会议是在一幢象法国大城堡的石屋里召开的，外貌并不美观，房里却十分富丽堂皇。欧内斯特于十一月二十二到达，他接受国际新闻社和宇宙通讯社的任务，每天二十四小时保持无线电通讯联络。这样连续三个星期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找不出时间给《明星报》打字写报导通讯，一直到了一月下旬。

　　哈德莉由于得了重感冒被困在家里，不能按原定计划到瑞士去会见欧内斯特。欧内斯特用自己家里约好的暗话（他称呼哈德莉为绒毛猫，哈德莉叫他作蜡洋狗）给她打了两次电话。他虽然没有受到她的感冒所影响，他自己也得了感冒。

　　他对她生动地描述说，他咳嗽时，咳出一些“带黑点的绿痰”来。他用“无数条手帕”去擦他那“终日流鼻涕”的鼻子。每天上午九时，他就得把电报机打开，一直守着它到深夜。此外，还要令人厌烦地不断上山下山到开会的地点去打听消息，掌握会议进展的情况。最后他对她说，“归根到底，我只不过是只‘蜡洋狗’而已”。

　　到洛桑来采访新闻的记者中，有许多在日内瓦或巴黎时，欧内斯特就已认识了。欧内斯特把他那篇关于赛马的故事《我的老人》给林肯·斯梯芬看。斯梯芬看了很喜欢。建议用他的出版许可证把稿子寄给瑞朗出版社。欧内斯特还拿出那篇关于阿德诺普桥上的撒雷斯难民的报导。欧内斯特用生动有力的笔触描写希腊难民的疏散情况，给斯梯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欧内斯特听了他的赞扬之后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他说：“啊，请念念这些电报吧。电文不是写得很好吗？”斯梯芬坚信，海明威将成为欧洲文坛的一位新秀。

　　欧内斯特有个熟人，名叫威廉波里捘利欧，一个南非青年。此人善长写讽刺小品文章。一九一七年他在法国军队里服役，当上军官，后来因受重伤退伍。现在是《曼彻斯特卫报》驻欧洲记者。他的模样真怪。下巴又瘦又长，要是突然碰上象伦敦那样的大雾天，你准会认为有鬼在跟踪你。在洛桑的时候，就是在他的劝导下，欧内斯特才真正涉足国际政治。他们几乎每天一起去吃晚饭。利欧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大谈政治“疾病的威力”。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状。开始时对自己怀疑被别人感染了，很快就发觉自己已身陷其中，摆脱不了。

　　他的这些话大大地加深了欧内斯特的政治见解。利欧的长处是揭露大人物所干的肮脏勾当。伊斯梅特巴萨望了望他，也望了望欧内斯特。他看起来与其说是土耳其的将军，还不如说是个卖花边的美国商人。当晚在皇宫的酒吧间里，欧内斯特被选派去给伊斯梅特的保镖送一支能爆响的雪茄烟。欧内斯特后来写道，“他十分有礼貌地接过那根雪茄烟，并且回敬我一支。”当雪茄烟爆响时，那个保镖立即拔出四支手枪来。欧内斯特在利欧的特别指导下，很快就改变了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现在他称墨索里尼为“欧洲最大威胁的人物。”每一个意大利青年法西斯分子都学他那样怒容满面，杀气腾腾。在洛桑，欧内斯特见他穿着黑衬衣，白鞋罩。这两样东西配在一起，真令人感到很不顺眼，十分可悲，即使他想大干一番，以便名垂史册。当墨索里尼用他那双非洲的大白眼盯着一个叫克莱尔塞利丹的漂亮女记者看的时候，欧内斯特十分鄙视地望他一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墨索里尼板着脸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蹑着脚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看看到底是本什么书，”厄内斯特写道，“天呀！原来是本法英字典，并且还拿倒了。”

　　欧内斯特打电报给他的妻子哈德莉，要她在“能出外旅游”的时候，尽快坐飞机到他那里去。离开城市生活到白雪皑皑的大山里去并不使哈德莉感到怎么诱人，于是她决定坐火车去。但是这次旅行对哈德莉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对于欧内斯特却是可怕的。他们谁也不会忘记这一次跋涉的旅行。她本来打算把他全部的手稿装在一个小旅行袋里，便于他在圣诞节前后继续写稿。除了《在密执安那边》和《我的老人》这两篇稿子外（第一篇仍放在书桌里，第二篇斯梯芬将它寄到《世界杂志》社）她把她所能找到的其它的小说稿和诗稿统统装进那个小袋子里去，然后搭出租汽车到里昂车站，请一个挑夫将她的行李搬进车厢。就在这转背的一瞬之间，她的那个小旅行袋丢失了，袋子和稿子被偷走了。

　　她坐在火车里，一路上感到又寒冷又害怕。欧内斯特后来写道：

　　当哈德莉告诉我她把东西丢失了的情况时，我看到她那悲痛的程度比起死亡或任何其它的难以忍受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要厉害得多。她泣不成声。于是我告诉她，不管所发生的事如何可怕，也不必那样惊恐。她终于把情况详细地告诉我听。我知道她也没有把我复写纸带来。

　　于是我雇请一个人代理一下工作……然后坐火车返回巴黎。她说的完全是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到巴黎的那天晚上，我一进屋便发现，情况正同她说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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