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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海明威在比米尼的生活主要是钓鱼和拳击。他找不出多少时间进行写作。整个七月份他仅为《绅士》杂志写了一篇小文章《注意下一次战斗：一封措词严肃的信》。七月十七日他把这篇文章寄给金格里奇。他回忆起一九一八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时所发的誓言。他当时说，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过死亡关，他活着一定不遗余力反对新的战争的产生。他的这个誓言，每年都要提出来一次，并尽力做到符合誓言所说的。而撰写上述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实际行动。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爆发。美国毫无疑问会卷入这次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出于宣传的需要，或由于贪婪成性，或渴望通过战争来医治它本身的创伤。欧内斯特认为，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总是在策划战争，发动战争。他在文章中写道：

　　任何独裁者和盅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无法实现夸夸其谈的计划或治理国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满时，他们就设法向人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发动战争的好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不论是谁，不论地位高低和能力大小都没有权力把这个国家拖入早已预谋策划，并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去。即使人们想把权力交给总统，但仍然弄不清，当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总统究竟由谁来当。

　　海明威在校阅《非洲大陆的绿色峰峦》一书时，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他预料这本书的销售量不下于一万五千册。他是完全有把握的。因为这本书，正如他对伯金斯说的那样，真正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内容真实可靠，文笔和质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认为读者读了这本书仿佛有身历其境的感觉。伯金斯提议请个非洲问题专家帮助校阅，以便处理语言上可能碰到的问题。海明威立即明确表示他的书不需要大学问家修改。那样，反而会把书糟塌了。海明威在书里重视了东非斯瓦西里语，所表述的内容的准确度几乎同使用该语言的本地人差不多。他坚持对其所使用的语言要达到非常准确的原则。

　　海明威对他的朋友说，比米尼岛的发现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件大事。他喜欢这个岛，正象他喜欢那些他曾经去过的地方一样。对于过去他到过的地方，如非洲大陆，刚离开不久，又想旧地重游。八月初旬，这里（比米尼岛）的景色已失去魅力，气温开始升高，海明威抱怨他的头整天昏昏沉沉，干不了多少事。他的那条船“彼拉”号也和他一样，气温高耗油多，两个引擎需要配上新的活塞环。十四日午夜他们动身返回凯威斯特，全程用了二十四小时。一路上“彼拉”号机件运转正常，没有出什么毛病。海明威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给“彼拉”号小修一下，然后再横渡海峡到哈瓦那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钓捕马林鱼旅行活动。他还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飓风季节里，“彼拉”号将交由卡罗斯格蒂雷兹管理。可是，后来出乎意料，船上的机件有些已失灵了。他只好写信告诉卡罗斯，说他不能按计划前往古巴，“彼拉”号将停留在凯岛，不管有没有飓风。

　　7.劝告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左翼作家和评论家，都因为海明威不愿加入他们的阵营从而对他横加指摘，大发雷霆和蔑视。他们认为象海明威这样一个有名声有地位的作家，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不加入他们的阵营致力于解救世界的伟大事业，却醉心于斗牛、猎捕狮子、钓马林鱼以及到处游荡，不但使他们感到震惊，而且理应受到谴责。

　　他们承认，海明威非常直率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他说：“作家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描写人物时要真实。要做到这一点，作家要十分熟悉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其次必须懂得怎样写。光是这两点就够你学一辈子了。要是有人想从政治上找出路，那简直是自欺欺人。找出路是容易的，但要搞好创作那就很难很难了。任何一本书，如果要写得真实可靠，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经济上的某些问题。如果你读的那本书是一本真正的好书，那就让那些狗娘养的狂吠好了。”这些狂叫声就象在冬天夜里，寒风刺骨的时候，你舒舒服服睡在自己暖烘烘的家里，屋外雪地里一群饥饿的郊狼正在嗥叫一样。

　　海明威从比米尼回来后，接到别人邮寄给他的一篇文章。阅读之余，不禁气愤万分。文章的标题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写作艺术的悲剧》。文章的作者叫伊凡卡斯金。一九三四年他曾把海明威的两篇短篇小说译成俄文，因此对于这两篇小说，包括收在《胜者无所获》一书中的其它短篇小说，他都十分熟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海明威的作品毫无情趣可言，他最喜爱的书中主人公，也是千人一面，只是改名换姓而已。读者读后感到作者脸上戴着一个假面具……可以想象到这个人一定沉默寡言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一定十分拘谨，死心眼，疲惫不堪，失意落魄，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卡斯金还写道，海明威那毫无表情的笑容说明了他内心充满了可怕的矛盾，精神上或心理上的失调，使他频于毁灭。在文章的结尾卡斯金用了一句醒目的概括语：“一个健康的身体上长着一个不健康的脑袋。”

　　海明威前不久写的那本书在《斯克里希纳》杂志上分期连载。他在书中极力想向读者说明一点，对于世上一切邪恶的威胁，包括死亡在内，他早就加以藐视，丝毫不感到可怕。他说：“我曾在战场上被枪炮打伤，走不动。别人把我抬走。我随时随地作好准备让生命离开我。我，说实在的，对死亡已感到无所谓了。”至于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民主的享受，这在他年轻的时候已完全做到了。他再也不去当兵了，他下定决心自己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把昔日在军队中那热烈、友爱的同志之情换成今天的孤芳自赏——从写作中寻求欢乐。

　　尽管他把自己囿于写作这个孤独的小天地里，海明威仍希望别国的读者能了解他。他对卡斯金说：“有人这样威胁说，如果你不参加共产党，或没有马克思的观点，你就不可能交结朋友，你就会感到孤立。这些人似乎认为，孤独十分可怕，不结交朋友就活不成……我现在还不会加入共产党，因为我想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受任何约束。首先我要自己照料自己，一心干我要做的工作。其次我要照料家庭。再其次我要帮助周围邻居。但对于政府我绝对不予关心。政府，对我来说，总是意味着不合理地语言……我对它丝毫没有感情。”

　　海明威续继写道：“作家就象吉卜赛人，处在社会生活的外围……如果你是一个好作家，你就不会喜欢统治你的那个政府，甚至你会起来反对它……如果一个作家的天赋不好，那他就只有阶级的意识，而缺乏艺术的意识。如果他的天赋很高，那他的艺术才能就会为各阶级所接受。他从他们那里吸取创作的素材，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便成为他们共同的财富……真正好的艺术品是不朽的，不管它的政治色彩如何。”

　　当海明威获悉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时，他既高兴又自负。他写信告诉伯金斯，他的作品在苏联的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多斯帕索斯、辛克莱·路易斯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说，他的小说《下午的死亡》在苏联读者中轰动一时。这个事实说明，人们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看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因为他本人和他的政治观点并没有改变。海明威认为在这方面，经济和创作有相似之处。他们（一些无名的普通敌人）现在利用宗教取代经济，来毒害人们的思想。这就给某些批评家有可趁之机，使之有理由排斥，指责海明威的作品。但是只要一个作家能够写而且愿意写，并且写出好作品来，任何批评和指摘都无损他一根毫毛。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又当别论。海明威的作品在苏联如此受欢迎，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些人”现在暂时不会加害于他。他自己认为，他不但可以继续写下去，而且越写能力越强，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学习，吸取新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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