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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朗哈姆对这些活动表现得十分热心。欧内斯特对于朗哈姆赞扬他在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表面上显得很不好意思，心里却十分高兴也非常感激。他常常把话题转到谈论过去的战争和有关世界政治、日本的投降、俄国的地位，原子弹等方面。当朗哈姆告诉海明威他从未读过《春潮》这本书时，欧内斯特立即从书柜里拿一本给他，并站在朗哈姆背后看着他读。欧内斯特看到朗哈姆读书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朗哈姆想，他一定笑自己智力的迟钝，只是没有明讲出来而已。他们吃中饭时喝可口的红色葡萄酒，席间，欧内斯特回忆起他的童年生活，提到有一次他捉弄一位姑娘，说他作了一首进行曲。实际上那支曲子是抄袭别人的。

　　中饭后，朗哈姆习惯睡一下午觉，欧内斯特和彼得却继续交谈。彼德是个性格直率，不人云亦云的女人。她认为斗牛十分残酷，古巴丛林里可能有毒蛇出现。欧内斯特不同意她的看法。因此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欧内斯特在写给玛丽的信中怒气冲冲地表示，他不喜欢这种正面的攻击。朗哈姆夫人认为海明威对女人感到厌恶只是暂时的。他公开指责他的母亲是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泼妇。是她迫使他父亲自杀。他也无情地谴责玛萨。朗哈姆夫人却认为葛莱丝和玛萨是海明威一生中唯一两个敢于起来反对他的人。海明威十分蔑视玛萨向他要回她母亲作为礼物送给她的一片银质调羹。

　　“瞧这玩艺，”他边说边拿起那片小巧玲珑的调羹，“正是因为这片调羹是她结婚前所有的，现在就想把它要回去。这样的事你敢相信吗？”朗哈姆夫人自然是同情玛萨的，认为她的要求无可非议。于是她十分巧妙地对他建议说，他大概也不希望自己身边保留上面刻有玛萨姓名标志的东西吧。

　　欧内斯特听了只是摇摇头，接着又振振有辞地谈起了他以前的婚事。他直言不讳地说波林把他的好朋友哈德莉从他身边抢走了。波林拥有哈德莉所没有的财富，而那个时候他正需要有人在经济上帮助他。后来，波林自食其果。当她千方百计阻止他和玛萨相爱时，他明确地告诉她，“玩火者必自焚”。但他又淡淡地说，除了玛萨以外，对以前几次的婚姻破裂，他应受到谴责。他草率地对待同葛莱丝的婚姻关系，轻易地离弃她，他自认应负完全责任。朗哈姆对此竭力保持缄默不予表态。自此，他们之间再没有发生任何争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朗哈姆夫妇离开芬卡的前夕。玛丽此时还未从芝加哥回来。欧内斯特又谈到俄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在争论中欧内斯特的一些话使朗哈姆夫人想起财务管理人和她有名的伞。“欧内斯特，”她问道，“你的伞在哪儿？你所说的话听起来都是在向我让步”。欧内斯特站了起来，两眼冒火，脸上刹地涨得通红。他手里紧紧纂着一只酒杯，差点向她脸上砸去。当朗哈姆夫妇离开古巴时，彼德才意识到，她和欧内斯争论时是站在欧内斯特所厌恶的人那一边——世界人口中的女性。当然，玛丽维尔斯是例外。

　　朗哈姆夫妇在他家里作客期间，欧内斯特曾发生了几次头痛。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精神上过份紧张。一方面急于写出东西来，另一方面想招待好客人，尽量让他们感到愉快。但他事实上是在欺骗自己。自他从战场回来，他一直感到很难安下心来写作。在战场上作战和同女人谈情说爱毕竟比创作容易得多。他把他脑神经受破坏归咎于他在“骗子工厂”的劳动，海上的巡逻活动，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对敌人的出击，跟随第四步兵师驰骋沙场以及生活缺乏节制喝酒过多。但是他认为参战三年对他身体健康的危害是暂时的。他并不承认他脑子里真正有毛病。他的理想仍然那末美好。他希望创伤能很快愈合，一切恢复到原来那么净洁，那么迷人和美好，就象早晨清新的空气那样受欢迎。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创造一个新的永恒的世界。作家的神圣任务就是写作。写作就是他的真正的信仰，他的信条，他的政治和他的要求。他坚信，他的头脑的思维现在十分正常。他正在积极作准备，要大干一场。一方面在描述性上，另方面在创造性上。他真诚希望这两个方面付诸实现。

　　与此同时，他着手写另一个序言。这回是为一个叫“自由世界的宝藏”的文集写的。他写道：“现在世界大战已经结束。阵亡战士的灵魂已经归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的职责是去认识它，但是并不容易。在战争中，人们必须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必须具有才识和胆略以及坚强的决心。在和平时期，他们的职责是对于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加以反对、抨击甚至反抗，同时始终不懈寻找一条通往全人类能共同过着幸福生活的社会的道路。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显示出她强大的威力。值得庆幸的是她不是受人憎恨的国家。除了众所周知的成绩外，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杀死别国的无辜平民比我们的敌人所杀死的还要多。这是我们感到十分痛心的。原子弹是一种能毁灭一切庞大之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种炸弹。我们不应该象法西斯那样疯狂，恃强欺弱，横行霸道。我们也不应该有虚伪，假装虔诚或图谋报复之心。相反，我们要自己教育自己尊重别的国家的权利、地位和职责。

　　欧内斯特把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完完全全地摆出来。接着他十分成功地写了两篇战后的短篇小说。这两篇小说作为剧本卖给电影制片厂，所得的报酬比他那本《丧钟为谁而鸣》还要多。第一篇《杀人者》卖了三万七千元；第二篇《佛兰西斯梅坎布幸福而短促的一生》得了七万五千元。写这两篇故事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同他用一年五个月写一部长篇小说相比自然要轻松容易多了。另一个突出之处是，他的特别税额为二万四千元，而他的私人支票的存根上表明他手头尚有四百九十九元三角八分的结余。

　　圣诞节前夕他收到他过去在部队里给他开车的司机迪康一封恳求信。信里说有人指控他是个卖国贼。因此他急需要有人作证，证明他在战争年代里仇恨法西斯，跟随海明威打德国鬼子。迪康写道，“这一定是德国人最近耍的花招，抓到了我们一个人。如果你能给我出个证明，那就太谢谢你了。”欧内斯特立即为迪康出具证明。证明中强调指出迪康从雷姆波立特到巴尔战役都表现得很勇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欧内斯特还建议朗哈姆将军也给迪康写个证明。这种恶意中伤，凭空捏造的恶劣行径引起了欧内斯特的极大愤慨。由于德国人在法国留下的影响就象毒瘤那样还在起破坏作用，所以象迪康这样的好人被关进监狱里，连战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都过不上。海明威的儿子们回家同他父亲一起过圣诞节，回迟了一点。但他们的到来并未能使海明威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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