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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

　　欧内斯特的主治医生是休格R·巴特。负责心理医疗的医生是哈华德P·罗姆。他是心理治疗中心的两个高级医师中之一。几天之后，玛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太阳谷的医生乔治赛维尔没办法降低爸爸的血压，因此不得不到梅约医疗中心来。在这里医生给他一次大检查。到目前为止检查的结果还比较好……我完全相信医生们不但能确断我丈夫的病情，而且能治好他的病。”欧内斯特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有高血压。除了这个，内部器官的检查几乎全都是阳性。经过做葡萄糖耐受性试验，结果证明病人患有轻度糖尿症。负责新陈代谢检验的斯普莱格医生认为：欧内斯特的体重一百七十五磅是比较理想的。只要他的体重再不增加，他愿意吃什么都行。巴特医生发现，欧内斯特肝脏的左叶可以明显的触及。它的边缘是圆的。由于欧内斯特多年来饮下大量的酒精，引起了糖尿病和肝肿大。巴特医生认为欧内斯特很可能患一种非常罕见的血素病。但要作出确切的判断，还需要进行活组织检查。因此，他决定暂时不作进一步检查。

　　欧内斯特的血压一遇到他心情急躁不安就突然上升。在开始接受治疗阶段，他的血压保持在220—150之间。医生认为，欧内斯特精神上的颓废，部分原因是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引起的。医生建议往后非到绝对必要时，决不要服用那种药。然而，他的精神忧郁症越来越严重，罗姆医生只好采用电疗法，从十二月底到一月初，每周进行两次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欧内斯特现在除了感到头痛和患有失语症外，其他似乎还正常。欧内斯特同医生、护士交上了朋友。他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要来一些他的作品送给这些他新交上的朋友。他常到巴特医生家去做客，常对医生和护士说，他对医院生活感到厌倦，想到存书很多的地方去走走。

　　十二月里的一天，他外出回家，头上戴着一顶礼帽。他小心谨慎地取下帽子，接着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前面梳，以便把秃顶遮盖起来。开始他显得有点不自在，喝了两杯酒后话头就来了。他谈起在非洲飞机发生事故的生动场面。可是当他记不起那些猎物的名称的时候，他急得流下泪来。大家知道，他记忆力的衰退是由于接受电疗的结果。然而，他的神经错乱并没有彻底治好。例如，尽管当时他身上不名一文，他对别人说，有人要抢他的钱。圣诞节前夕，他应邀到巴特家作客。他同巴特夫归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吃饭，他感到既荣幸又快乐。他和玛丽用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演唱西班牙民歌。一月初旬，他出席了另一次招待会。这次巴特医生同意他喝少量的酒，他高兴极了。他还同巴特医生和他的儿子到梅耶附近的一个旧采石场去打泥鸽子，结果打中了一排共二十七只，还隔着一百一十尺远，用0．22口径的手枪打中了摆着的全部空酒瓶。

　　欧内斯特到罗切斯特的医院就医一事本来是没有公开的。六个星期之后，即一月十一日才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立即慰问信象雪片一样从四面八方纷纷飞来。来信者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新朋友，有的是敬仰他的从不相识的陌生人。他的朋友的信件使他重温旧梦。例如：基威斯特岛的汤普森、比米尼的谢夫林、西班牙内战时期结识的弥尔顿沃尔夫和伊利斯布里格。他还记得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曾和一些人，包括布里格在内在加勒比海海域巡逻，追踪敌人的潜水艇。有一次，他给布里格寄去一封信，通知他去哈瓦那参加一个交际会。他还收到了一些军队里的朋友的信，如朗哈姆和杰姆劳基特。他们都是在一九四四年就同他结交成友的。另外，他还收到菲利浦帕赛维尔的信，告诉他，在他七十六岁生日那天还亲手打死了两只伤害牲畜的狮子。欧内斯特请医院里的一位秘书麦克科里替他打字复信。从他给秘书口授复信的情况来看，他的记忆力正在恢复，差不多达到正常人的程度，信的内容洋溢着昔日对朋友的热情。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海明威接到当选总统肯尼迪拍给他的电报，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参加十九日和二十日的总统就职典礼。欧内斯特当时内心的高兴，实在难以形容。第二天，他给肯尼迪总统复电说，“对于总统的邀请，我和妻子都感到无上光荣……祝愿新的政府在发展文化和其他事业方面取得成功。遗憾的是，我在这里养病治疗高血压，一旦离开这里，一切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因此，无法参加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们谨向肯尼迪总统和夫人表达我们的深切谢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一月二十日海明威夫妇通过电视观看那盛大的就职典礼。随后，或许出于无意，欧内斯特又给肯尼迪总统拍了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在罗切斯特收看电视，观看了盛大的总统就职典礼，心里充满着幸福、希望和自豪感。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总统夫人。从荧光屏上所看到的使我深信肯尼迪总统今后将会象就职典礼那天顶住严寒一样顶住任何热浪的袭击。自从我对政府恢复信任和有所了解以来，我看到，总统每天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棘手的问题，等待着他拿出勇气去解决。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正当国内外危机四伏、危象横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无畏的人来当我们的总统。”

　　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害感冒引起的头痛，欧内斯特一直呆在罗切斯特的医院里。一月二十二日他才正式离开圣玛丽医院。他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五十三天。特别凑巧的是，他出院乘飞机回家的那一天刚好是他在乌干达时同罗伊马萨从内罗毕西郊机场起飞的七周年。他心有余悸。不过，这次不会出问题。驾驶员拉里约翰逊驾着飞机朝他十分熟悉的西边航线航行。飞机越过温德里物山脉，穿过月亮山山口，整整飞行了八个小时，终于平安地在海莱机场降落。

　　三天后，欧内斯特说，“工作一劳累，血压又会升高。”在一段时间里，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他的工作并不重，只是把他过去在巴黎写的手稿，按内容、时间的先后重新编排整理。他每天上午七时起床，八时半开始工作，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午饭后，睡一下午觉，然后到雪地里去散步，当作一种运动。他经常单独这样走来走去，头上戴着一顶花格布帽，穿着高统皮靴，不时停下来对那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招手致意。玛丽订出一个计划，每天他们开着汽车沿三十九号公路北上，到了固定地点停车步行一段路程。欧内斯特认真按医生的吩咐不喝含高强度酒精的酒，只是在吃饭时饮少量的红葡萄酒。一天，他从朱克阿特金森市场买回一只刻有度数的量酒杯，想量一量他每天到底喝了多少酒。二月初，他说，“每天都在思考，动脑筋，然后设法把想到的东西写下来。可是情况十分艰难。”他十分想念他在古巴家里书房里的书。他写信给斯克里布纳，请他把詹姆斯国王的圣经和牛津英文诗集寄给他，因为他想在里面找个短篇小说集的标题。

　　查理士斯克里布纳给他回了一封激励他的信。信里克里布纳提醒他自己立的毕生座右铭：要坚持下去。欧内斯特很受感动。他立即复信表示尽力去做。每天上午他来到后边卧房，站在窗前的大书桌旁边，翻阅报纸，一看就好几个小时，头都不抬一下。正如玛丽说的，他的眼睛从不望窗外的山林风景。二月份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内斯特越来越象个隐居者。他再不邀请朋友一起观赏电视里的斗牛表演，也不到凯特丘姆或太阳谷去了。当他从楼上的书房出来，穿着宽松的印度睡袍慢慢走下楼来的时候，他才同人谈上几句话。他的眼光深邃，思想深沉，令人难以捉摸。有时他站在宽大的窗子旁边凝视着远处河流对岸的凯特丘姆，眼光穿过疏疏落落、枯干了的棉花树，最后落在安葬死人的墓地上。即使他真正能看到什么东西的话，他也从不告诉别人。

　　欧内斯特现在几乎完全停止写作了，偶尔给朋友写几封回信。二月份，玛丽要他写几句话附在送给肯尼迪总统的书上面。她买回一些纸，裁成所需要的宽度和长度。随后他开始在客厅里的长桌上写。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间只停下来吃中餐。桌上放着二十几张写过的纸。显然，全部不合格。这时房子里气氛十分紧张。玛丽耐着性子等着，后来索性到外面去散步。可是当她散步回来，他还在那里不停地写。他所喜欢接触的人不多。其中一个是赛维尔医生。赛维尔医生每天都到他家给他量血压。他这样来来往往，仿佛欧内斯特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总是肩并肩地坐在客厅的北端窗子下的长椅上。欧内斯特总是坐在老地方，上臂箍着那灰白色的量血压器，一边辛酸地说，他再也不能写作了——不可能有新的作品了。说到这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淌流在双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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