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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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