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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她对她的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镭和X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X光汽车，X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1918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P.C.N.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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