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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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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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