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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何况还要假设地球静止，这就更难解释了。

　　马上就要谈到直接导致教会干涉纯科学问题的一系列事件，因此有必要事先作些说明。常有人说，地球周年运动的确实证据是在18到19世纪初才发现的，因为只有这时高精度的天文仪器才能够探测到某些恒星的光行差；同样直到19世纪中叶出现了傅科摆以后，才有直接证据证明地球的周日旋转。这种说话法固然可爱，但却没有正确说出科学信念的基础是什么。的确，在19世纪上述事件出现之时，没有科学家再对地球运动有丝毫的怀疑。科学家们已经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有效地解决了地球的运动问题，万有引力定律已经把无数的天文观测和潮汐的发生与地球具有的两种运动联系起来。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这样，伽利略也还是没有掌握支持哥白尼体系的确凿证据，因为他死于牛顿诞生之前。事实正是如此，伽利略的确不曾声称他具有不容置疑的证据。他所具有的是远为优越的证据，例如他把金星盈亏、行星速度和距太阳的距离、以及潮汐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使这些现象与他的地球上的物理学一致；他还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和物理学在许多问题上是错误的。虽然他仍留下许多疑难问题，但牛顿的情形也与伽利略相类似，其实人们今天也是如此。科学中的一切事物都要被新的发现所打破。科学研究依赖于有份量的证据，并非靠最终的定论。伽利略掌握的有份量的证据告诉他，地球的运动是真实的，而且他相信这些证据是科学的，即使他所依赖的某些证据后来发现在科学上是不适当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伽利略不得不尽自己所能去阻止教会犯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最终会使教会名誉扫地。困难的是，即使天文学专家也不能懂得伽利略所掌握的证据的份量。至于要让那些既不懂天文，又不懂物理，只相信错误的伪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神学专家来解释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因此，任何试图作出解释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创立了基督教理论基础的神父们早已明智地把信仰与科学区分开来，这恰好避免了同样的危机在那时的下层教民中出现。因此，伽利略热诚地诉诸前辈神父们的权威，企图把教会从1616年所犯的错误中解救出来。

　　在不容置疑的证据和优越的证据之间有一条鸿沟，它把亚里士多德科学与伽利略科学区分开来。指责伽利略的人不完全懂得这一点，他们把那些并不属于他的那些坚信他的科学的理由归到他头上，尽管他相信他的科学并不亚于相信他的宗教。红衣主教贝拉明曾提到的那种不容置疑的证据伽利略是没有的，现代的批评家总是喜欢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然而，支持伽利略的正是他所具有的优越的证据，因为它们具有科学性。记住这一点，就能正确无误地理解伽利略的所作所为。

　　在1613年到1616年的全部争论中，伽利略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科学问题上的谁是谁非，而且要把纯科学问题与信仰问题分开，以便使理性讨论可以自由地进行。许多作家说伽利略想要教会接受哥白尼体系，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抓住实际争论的要点。伽利略并不想要教会接受科学争论中的一方作为信仰问题去压制另一方；他写道，如果教会要压制什么的话，就应该禁止用《圣经》的权威来解决那些本可以只诉诸经验和理性，而不用《圣经》就能解决的争议。这就是伽利略所希望的宗教与科学的分离，他从未怀疑教会干预的权力，但他极力主张教会不要这样做。这只是很久以前圣奥古斯丁所主张的分离，他指出，一个异教徒可能比一个基督教徒了解更多的天文事物；基督教徒不应该在研究天文学上花费时间，而最好应该把时间花在虔诚的祷告上；让基督教在这样一些事物上下赌注是不合适的。

　　1613年，伽利略推荐卡斯特利接替了他原来在比萨大学的数学教职。卡斯特利一上任，校方就警告他不要讲授哥白尼学说。他回答说，伽利略不仅这样忠告过他，而且还说他自己在大学执教近20年中也从未教过哥白尼学说。应该记住伽利略在他的大学生涯中一直没有理睬过那些支持哥白尼观点的证据，当时他是拥有这些证据的。在现代的伽利略批评家看来，这些证据在科学上没有多大说服力。依据他们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伽利略对卡斯特利的忠告是对的，他们宁肯说伽利略一直在伪善地隐满自己的科学信念。无论如何伽利略对卡斯特利的忠告至少说明了到1613年底他还不是哥白尼的信徒，尽管他已掌握了他所能掌握的一切证据。

　　在浮体问题上曾与伽利略有过争论的哲学教授们，以科洛姆为首，在佛罗伦萨成立了一个同盟，其成员的任务就是反驳伽利略的一切论点。这些人大都是比萨大学的教授，从卡斯特利一开始在那里执教时他们就把他看作是伽利略的门徒而对他怀有敌意。大约在1613年底卡斯特利应邀赴宫廷早宴。席间，卡西默、他的母亲——女大公克里斯蒂娜、他的妻子和美第奇家族的其他成员与他谈起木星卫星，为了他们的荣耀，伽利略曾把这些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一个专门研究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教授趁伽利略不在，对克里斯蒂娜说，伽利略的地球运动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与《圣经》相抵触。

　　早宴后，克里斯蒂娜留下了卡斯特利，以神学家的身份与他谈论这个问题，还专门讨论了《圣经》“约书亚记”中的一个奇迹，书中记载太阳停留在空中。卡斯特利回答了克里斯蒂娜提出的一切问题，并坚持说，纯科学的事情应由科学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由此才能确定《圣经》所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卡斯特利在给佛罗伦萨的伽利略的信中叙述了这件事，伽利略为此写了冗长的《致卡斯特利的信》，他在信中赞同卡斯特利所说的一切，并加了补充。这是伽利略主张神学家应该允许对那些可以借助感觉经验和必要证明来决定的事物进行自由研究的第一封信。这一段话把科学限制在与灵魂拯救无关的范围之内，这样，作为上帝委托人的大自然与作为上帝语言宝库的《圣经》之间就不会再存在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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