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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伽利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是天主教徒，又是科学家。有一次他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写道，他有时恨不得把他的所有科学成果付之一炬，但他甚至从未想过要背叛他的信仰，天主教会背弃了伽利略，并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伽利略对此只是谴责天主教会中某些固执己见的个别人。法国的一位著名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佩雷斯克写信给伽利略，说他正写信给罗马当局要求赦免伽利略。伽利略复信说：

　　“阁下的来信，礼仪周至，至诚至善，使我在不幸的命运中略感几分宽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诅咒我的敌人受惩罚。您的信使我蓦然明白了人类哪些东西是最值得赞美的，这就是我的那些高贵的保护人的仁慈的关怀，而首先是阁下您的厚爱。除此之外，我的保护人对我的境遇表示同情，使我相信我的灵魂不会受到越来越冷酷的折磨，从而感到许多宽慰。我要说，官方政策代表的是这样一些人的利益，他们想用坚持错误的方法来掩盖原来犯下的陷害无辜的罪过，以致使人们猜想还有其他未公开的使无辜的人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的大错误。”

　　后来伽利略又写信给佩雷斯克：

　　“我说过，我不希求安慰，因为我没有错。如果我错了，我会希望得到仁慈和宽恕。庶民犯了法，君主才能得以施行仁慈与宽大。而当一个人被误判时，他的法官们就要用加倍的严酷来掩盖他们自己在法律上的失误。可以想象，我比一般人要好过一点，因为我有两点可以聊以自慰：第一，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不尊敬神圣教会的任何痕迹；第二，我的陈述发自肺腑，这只有我和上帝完全懂得。上帝知道我在为此而受苦，尽管许多人可能说出更有道理的话，但没有一个人对教会说的话比我说的更虔诚和更热诚；即使是古代的神父也没有过。”

　　在伽利略本人看来，导致他受苦的完全不是哥白尼学说，而是对神学与基督教的热诚。伽利略所说的“法律上的失误”几乎不可能是指他在1633年的受审，他认为那只是一个实际错误。使伽利略伤心的是神学家在1616年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间接导致伽利略受了处罚。在他看来，神学家的错误是误用了古代神父所建立的法律，古代神父曾明智地把科学与宗教区分开来。

　　伽利略还说，如果用来蒙骗最高权威的欺诈和阴谋于1616年在罗马能够得以揭露的话，那他的诚实意图就显而易见了。由于神学家们就是最高权威，那么使他们受骗的欺诈和阴谋必定出于其他一些人，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娜的信》中指出这些人就是哲学教授。同样不能认为伽利略的“诚实意图”是支持哥白尼的，那只是他为使教会不干涉科学研究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1642年1月9日，伽利略在阿圣翠安然地离开了人世。几天以后，红衣主教弗朗西斯克·巴贝里尼，三位拒绝在伽利略判决书上签字的红衣主教中最重要的一位的管家霍尔斯特在写给佛罗伦萨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今天传来了伽利略去世的噩耗，这噩耗不仅会传到佛罗伦萨，而且会传遍全世界。这位天才人物给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光彩，这是几乎所有其他平凡的哲学家所无法比拟的。现在，嫉妒平息了，这位智者的伟大开始为人们所知，他的精神将引导着子孙后代去追求真理。”

　　的确，伽利略是聪明、伟大的智者。这是就他悖常的、反历史的、纠谬矫枉的重大发现而言的。因此，他又是一位四面受敌的孤寂的智者，他在哲学上、物理学上、天文学上、神学上结怨甚多。他独立地扛着一个时代孤寂地前行。他的同道只有在遥远的后面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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