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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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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尼克松看来，是基辛格给压垮了。基辛格甚至还流露出后悔之意，尼克松失望之余，拒绝再召见他，甚至有一段时间连他的电话也不接。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尼克松撤销了基辛格对窃听的监控权，并命令霍尔德曼设法不让基辛格与新闻界接触。基辛格与总统副手们的关系也陡然紧张起来，他拒绝参加霍尔德曼早晨8点的例行会议。 虽然《华盛顿邮报》对入侵柬埔寨批评尖刻，报纸的董事长格雷厄姆女士出于私人交情，邀请基辛格到电影院去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电影看了一半，格雷厄姆才发现自己的选择很糟糕，这部电影情节是关于导致纳粹得势的魏玛政府耽于享乐的情景。基辛格坚持把电影看完，格雷厄姆女士问他如何能忍受这些镜头，他回答说：“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已习惯给别人让道。” 一个月后，尼克松发表演说，用夸张的口气称侵柬行动是这场“漫长而困难重重的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基辛格也认为这次行动至少在军事上是个胜利，敌军在柬埔寨的40％的武器储备被缴获，美军死亡人数从1969年春季的每星期300人降至来年春季的每星期35人。 不过，这些数据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美军的死亡人数由南越军队的死亡人数来代替，并且尼克松一直声称此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北越的“中央办公室”，而这个主要目标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 那些反对者对入侵柬埔寨的后果的预见不幸一一得到验证，甚至还比他们说的要严重得多。柬埔寨终于被卷进它长期试图避开的越南冲突中。在美国入侵之前，北越军队只在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农村有影响力，美国入侵后，这个国家的半壁江山落入北越的势力范围。英国记者奥克洛斯尖锐地指出，美国三年的军事干预是红色高棉滋生的惟一温床。在北越的帮助下，红色高棉由小股游击队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美军重型炸弹的轰炸下，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野蛮，从而导致了1975年的血腥大屠杀。 尼克松和基辛格后来从未对入侵柬埔寨后悔过，只是认为力度不够，没有同时轰炸河内和北越工业区。他们没有意识到河内在柬埔寨事件中取得了空前胜利，并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得道者多助”的一群。 3.后院起火 4月25日晚，基辛格打电话给比尔·华茨，要他准备担任国安会全体会议的助理协调人。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华茨在会议召开之前1小时通知基辛格，他不打算参加会议，他辞职了。 基辛格暴跳如雷，在办公室把书扔得到处都是。 华茨与基辛格的关系可追溯到洛克菲勒时期，他们都是洛克菲勒的摇旗呐喊者，华茨的辞职对基辛格是个打击。 华茨回到家中，他妻子一看便知道他已辞职。“为什么？”华茨问。 “因为这6个月来你第一次笑了”，他妻子答道。 华茨虽然与基辛格的关系源远流长，但他们中间没有基辛格对莱克和莫里斯所怀有的温情。莱克和莫里斯是基辛格的一对金发宠儿，莱克显赫的出身和聪明的头脑一直为基辛格所赏识。所以，当他俩决定辞职时，他们没敢直接找基辛格，而是把一份联合辞职信交给了黑格。他们因对越南政策持异议，因对窃听有所风闻，因尼克松醉酒而辞职。 基辛格痛苦之至，命黑格去做调解工作。一向嫉妒莱克才智的黑格，把为基辛格工作描绘得十分恐怖，甚至还愿意替莱克找一份工作。 入侵发生后，头脑冷静的分析家劳伦斯·林陷入了震惊之中，他无法工作，甚至连备忘录也写不下去。基辛格为了挽留他，特意安排尼克松接见他，但于事无补，劳伦斯·林提出辞职。 黑格奉基辛格之命去劝说劳伦斯·林，但劳伦斯·林得到的是和莱克相同的印象。 大部分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也就是基辛格称为“我的流血的心”的助理们——霍尔珀林、戴维斯、华茨、莱克、莫里斯、劳伦斯·林都离开了他的班子。他们的理想和才华，一直为基辛格所赏识，而且他已喜欢上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和黑格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装了窃听器。 留下的只有黑格，一个忠于职守的实用主义者，毫无理想和才华可言。基辛格从来就不喜欢他，有一阵子待他很粗暴。基辛格从黑格那儿感受不到对他宠儿的智力所怀有的那种敬意和温情。 基辛格只能越来越依赖惟一没走的“流血的心”一族的成员——温斯顿·洛德。因为他显赫的出身、温文尔雅的气质，基辛格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并且他妻子劝他留下来，因为为“这位杰出的人”工作比离开权力中心更能发挥他的作用。温斯顿·洛德代替莱克成为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基辛格的不断要求重写报告的压力下坚强地挺了过来。 4.邀宠 在入侵柬埔寨期间，基辛格不断与学生、示威者、著名反战活动家举行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仅5月份，他在白宫、自己家或饭店就搞过10次这种类型的会见。1971年上半年，他与学生团体会晤过19次，与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会晤过29次，与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分子的会谈达30次之多。 不管尼克松是不是这样看，基辛格认为政府有义务与批评者取得联系，尤其是学生。再说，凭借他的头脑，他自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说服、哄骗、取悦那些批评者，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 基辛格这样做还因为他喜欢智力挑战。虽然对他的庇护人，他竭尽谄媚之能事，但如果别人这样对他，他嫌烦，宁可有一场出色的辩论。 正如飞蛾扑火一般，他想改变或取悦他的批评者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强迫症，并且在他的外交政绩中也反映出来。他对于敌手远比对付同盟者要顺当，在中东，他成功地博得了萨达特的欢心，但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时却出现严重问题。他把注意力投向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毛泽东、周恩来、黎德寿，但他对南越总统阮文绍却怠慢有加。 他对会见反战活动家尤其热心，这是因为他害怕过激的抗议行为会引起左倾势力的抬头，甚至会出现反犹倾向。“与我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我清楚地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他告诉他的年轻的鸽派助理。“我们在把你从右派手中拯救出来”，基辛格在入侵柬埔寨后挽留莱克时说。“你就是右派”，莱克回答道。 但基辛格对右派的野蛮性比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莱克有更深切的体会。他认为，一旦右派以为政府在东南亚执行的是一种逃跑政策，政府中的犹太人就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成为替罪羊，他害怕在美国出现魏玛的翻版。 1970年5月8日，当警车仍把白宫团团围住的时候，13名哈佛的著名教授鱼贯走进白宫，与他们引以为傲地称为“亨利”的老相识共进午餐，这是他与学术界人士会面中最痛苦的一次。会上，教授们不依不饶，一致谴责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制造混乱，在国外进行一场非道义的战争。 无论基辛格如何解释，都未说服他们。 “这次会面彻底完成了我从学术界脱胎换骨的过程。”基辛格说。 但实际上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冷静，会面所造成的伤痛直到战争结束后仍未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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