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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但基辛格在接受法拉齐采访之前谈好一个条件,他必须先问她问题,如果感觉不错,再回答她的问题。

  法拉齐被带进基辛格的办公室时,他背对着她正读着一份冗长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报告。她等待着,觉得他这是为了形成威慑力而故作姿态,是愚蠢、缺乏教养的表现。“他一点也不轻松自在,一点也不自信。”

  她得出结论。

  当然,基辛格的提问叫她也有点慌乱,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基辛格对她的盘问结果表示满意,决定两天后接见她。

  这两次会面都安排在基辛格“和平在望”讲话之后,选举之前。采访的整个过程并不太顺利,每隔十分钟,尼克松就打电话来,基辛格总是全神贯注、毕恭毕敬地听着。虽然基辛格常讨女人尤其是女记者的欢心,基辛格给法拉齐留下一种冷冰冰的印象。巴黎和谈搅得他心神不宁,他面无表情,一直未改变他那种悲伤、单调的嗓音。当法拉齐感到她正要触及到他内心深处时,尼克松的电话把他叫走了。两个小时后,他的助理对还在等待的法拉齐说,基辛格已随总统动身去圣克莱门蒂。

  采访在11月下旬公开发表,导致了爆炸性的反响。文章宗旨是基辛格把尼克松年代整个外交政策的成就据为己有。法拉齐用一种带欺骗性的天真口吻下了一个圈套,这位不曾细想的总统助理糊里糊涂地钻了进去。

  法拉齐:“基辛格先生,你怎样解释你那不可思议的明星地位?你怎样解释你比总统更有名气,更受欢迎这一事实?你怎样看待这种事?”

  基辛格:“看法是有的,但我不会告诉你……我还在任期的时候,凭什么要告诉你。不如你告诉我你的看法……。”法拉齐:“像一名棋手,你走了几步好棋。中国,这是第一步……。”

  基辛格:“对,中国是我成功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好吧,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关键是我总是单独行动。美国人最吃这一套。美国人喜欢牛仔独自骑着马在前面押运货车——一个独自骑进城,除了马什么也不带的牛仔。甚至连枪也不带,因为他不开枪……。这个神奇、浪漫的角色再适合我不过,因为单独行动自始至终是我的风格……。”

  法拉齐:“你怎样把你担任的重大责任与你的登徒子名声协调起来?”

  基辛格:“……我想我的花花公子名声曾向人们也正在向人们保证,我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基辛格的孤独骑士形象带有一种令人可笑的魅力,他一辈子从未骑过马。

  采访文章发表后,基辛格企图矢口否认,但因对方有录音磁带,终究不敢轻举妄动。他声明法拉齐断章取义,主观臆断他的讲话,这有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法拉齐从未把磁带拿给美国记者听过。

  但不管他怎样为自己辩解,他给自己树立的这种形象仍然大大触怒了白宫另一个也以独行侠自居的人——尼克松。尼克松为此气得嘴唇发白。

  3.和平鸽飞来了

  在巴黎附近的别墅里,北越代表站成一行好像是等着迎接他们的美方谈判代表。基辛格迫不及待地要制造一种友好气氛。“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握着黎德寿的手说,“轰炸不是我的错。”虽然北越终究没有忘记发表一个措辞严厉的演说,但他们很快表示他们愿意认认真真坐下来达成一项新协议。到第二天早上结束之际,即1973年1月9日,协议的基本原则已经形成。

  基辛格用充满感情、奉承讨好的语言给尼克松发了电报:“我们用新的重大谈判突破来祝贺总统今天的生日……。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总统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他使北越人相信他不会屈从于国会,也不会屈从于公众的压力。”

  尼克松善意地作了答复:“你今天所做的是我6年来收到的最好礼物。”

  待与北越代表团告别宴会结束后,基辛格深夜来见尼克松。他俩在一种充满关切之情的气氛中谈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对他怀有一种奇特的眷恋之情,”基辛格回忆道,“尽管我们都感到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无法再走到一块”尼克松从他的角度在回忆中写道:“我走出来送他上车。我告诉他,国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直截了当地表扬人叫我很不自在。……但亨利期待着这个,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反过来回答说,如果不是我——照他所说——有勇气作出12月8日这样困难的决定(‘圣诞节轰炸’),我们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

  1973年1月的协定基本上跟10月达成的协议一致。基辛格声称1月协议有一项微妙但重要的北越方面的妥协,就是用一条非军事化地带把南北方分隔开。协议用的语气含糊不清,说是双方决定使“平民通道”正式化。基辛格后来不敢肯定地声称,这意味着武装通过这个地带是禁止的。

  然而基辛格作出的让步才是最重要的:分隔南北双方的界线继续被看作暂定分界线而不是国境线。这意味着,阮文绍坚持把南越当做被北越侵略的主权国家的要求被基辛格阉割了。

  基辛格的才智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挥:巧妙地把妥协伪装起来,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用一种独到的模棱两可把这一切包装起来。

  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等人认为,轰炸北越的目的应该是得到原则上更令人满意的协定,起码要把北越军队从南方赶出去。

  北越声称1973年的协定基本上是他们1969年5月提出的10点计划模式。其实,这是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的。1969年5月的10点计划中,河内坚持用一个亲共联合政府替代阮文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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