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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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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国后，记者们毫不客气地问起1969年至1971年间秘密“国家安全”窃听计划。 不久，《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记者赫什从联邦调查局搞到的有关窃听的材料。黑格曾想阻止赫什披露这些内幕消息，因为尽管他作为基辛格的助理时常说基辛格的坏话，但他还是对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天才充满敬意。现在他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必须在水门事件的涡流中维持某种稳定，他甚至这样奉劝赫什：“你是犹太人，你相信亨利·基辛格，一位在纳粹手里丧失了13位亲人的德国难民会采取窃听助理这种集权国家的手段吗？”但他始终没能阻止赫什发表那篇文章。 基辛格魂不守舍，到处宣称他要辞职，后来尼克松说了句：“我批准了整个计划”，才替他解了围。到1973年5月为止，他面临的还只是一些私人问题，如向他的目瞪口呆的朋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亨利·布莱顿解释他为什么参与窃听他们的电话。 尽管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基辛格仍成为最受欢迎的人。1973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他高居榜首，而尼克松却屈居第三名。他在公众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了50岁的生日。新闻界称他为“游客会像对待伊莉莎白·泰勒一样围观的天才明星”，称他为“头号大众名人”。在他50岁生日晚会上，温斯顿·洛德、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亨利·布莱顿这三位被窃听的对象和他们的妻子们也在宾客中露面。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妻子带了15名助理出席了晚会。 “人们总是问是历史造就了人，还是人造就了历史”，洛克菲勒在贺词中说道，“亨利解决了这个问题。” 晚会结束后，记者们跟踪到马金尼斯的寓所门前等待，她和基辛格刚刚进去不久。 “他在里面从来不超过20分钟。”门房告诉记者。果然，20分钟后基辛格出现了。 “幸亏我没呆得太久”，基辛格看到挤成一团的记者说。他钻进自己的轿车，朝他的单身汉住处飞驰而去。 在他的生日那个月里，发生了一件不引人注目的事情：安妮·弗莱歇尔嫁给了布兰代斯大学的化学教授索尔·科恩。这似乎把基辛格从他多年培植的风流单身汉形象中解脱出来，他和南希·马金尼斯也决定结婚。 2.荣升国务卿 多年以后，尼克松承认：“我并不是真正愿意叫亨利担任国务卿。” 他说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我觉得我们在国务院需要一位经济专家”，他回忆道。“我想亨利在地缘政治方面无人与之匹敌，但经济他不在行。” “亨利想当国务卿，认为他当之无愧，并让我知道如果他得不到这个位子，他就辞职。”尼克松又回忆道。到1973年夏天，总统已是焦头烂额，不能再失去基辛格。“因为水门事件”，他过后说，“我别无选择。” 奇怪的是，虽然黑格与基辛格过去一直处在剑拔弩张之势，但这一次，黑格却力主提升基辛格为国务卿。他知道这是惟一可以保存现任政府在外交事务上权威的办法。从5月开始，他就告诉基辛格他已把这个问题向尼克松提出来，并且经常通报基辛格：尼克松每一步的激烈思想斗争过程。 尼克松直到8月才决定提名基辛格。他要黑格去通知罗杰斯辞职。 罗杰斯简直是要把黑格逐出他的办公室。罗杰斯说他不能向一位中间人交出高级的内阁职务。 最害怕发生个人冲突的尼克松终于在8月中旬打点起精神，准备亲自要求罗杰斯辞职。罗杰斯没有使老朋友为难，他带着一封措辞亲切的辞职信到戴维营来见尼克松。 所发生的这一切，尼克松对基辛格只字不提。 8月21日，基辛格被邀请到尼克松家游泳池游泳。他到的时候，总统正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突然，他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说：“我将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这是他第一次对基辛格谈起此事。 基辛格在自己的房间里观看这场记者招待会。尼克松热情洋溢、慷慨陈词地把威廉·罗杰斯赞美了一番，说是极不情愿、极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待要宣布对基辛格的提名时，基辛格恰好去接一个瑞典朋友的电话，他向电话里的人解释他不能聊天，然后挂上电话。等到他走到电视机旁，他已经漏掉了对他提名的宣布。 原来尼克松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众所周知的。” 这位从纳粹魔掌中逃出来的德国难民即将成为美国的第54位国务卿，但当他从电视上看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遭到记者围攻的时候，他的心凉了半截。 基辛格知道，在参议院确认提名听证会上，他最难过的是如何解释窃听电话这一关。为此，他预先排练了好几遍，他甚至建议卡尔·麦希去他的原籍瑞典作大使，以此来安抚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实际上麦希后来根本未得到提名。 结果，听证会对基辛格还是很客气的。基辛格在一次未公开的会议上解释道，他知道窃听一事，他在里面起的作用只是提供能接触到有关敏感文件的人名单。外交委员会认可了他为自己所作的辩护。9月21日，参议院以78票对7票确认了对基辛格的提名，就连投反对票的乔治·麦戈文也在电话里向基辛格表示了他个人的崇高敬意。 9月22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在白宫东厅主持了几乎有150人参加的基辛格就职仪式。弗瑞兹·克雷默尔、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两位基辛格旧时恩人也在宾客行列。大部分人想到一个从独裁者那里逃出来的难民在养育他的土地上成为高级领导人，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可基辛格的母亲葆拉一直乐呵呵的。洛德的妻子问她为什么没哭，她大笑着说：“亨利不让我哭。”实际上，她高兴都来不及，哪顾得上哭。35年前，就是她决定收拾行包，带领全家移居到新国土，这才有了今天。 一星期前，在华盛顿高地，她的一个朋友跟她谈起自己的儿子，一名律师的成功，突然那位朋友意识到不妥，忙说在基辛格母亲面前吹嘘自己的儿子是多么愚蠢。“儿子就是儿子。”葆拉回答说。 基辛格继续留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一职务，但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管理的主要责任就落到他的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身上。这位空军将军与他的上司截然不同，他谨慎、直率、从容不迫，对人类的弱点有着透彻的了解，头脑均衡而明智，但并不具备天才理性思维能力。正因如此，他与基辛格相处融洽。 基辛格的大部分高级助理去了国务院，形成他7楼小集团的核心。 忠实的温斯顿·洛德成为政策计划室主任。说话刻薄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因被视为基辛格一路人而没捞到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只得随基辛格到国务院，做了东西方关系顾问。索南费尔特的助理，原中央情报局的苏联专家，好冷嘲热讽、颇有见地的威廉·海兰负责情报研究司。 重要的是，1969年曾因工作紧张而累垮、不得不离职的基辛格助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又回来作为基辛格的执行助理，后来成为负责行政管理的副国务卿帮办。 基辛格荣升国务卿一个月之后，他和黎德寿因越南协定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评选结果所造成的反响一点也不和平，因为越南南北双方仍旧冲突不断。一位哈佛教授声称：“要么挪威人不了解那儿发生的事，要么他们太富有幽默感。” 黎德寿拒绝领奖和他名下13万美元的奖金，就连基辛格，虽然有点儿受宠若惊，但也做不到坦然接受。他没有亲自去挪威，并且把这笔奖金捐作越战阵亡将士子女的奖学金。两年后，西贡落入共产党手中，他写信给诺贝尔委员会要求归还奖品和奖金，遭到拒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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