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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在那些年月中的对头,对基辛格这些做法特别反感。他甚至认为这与基辛格的出身背景有关。“亨利的欺诈风格在欧洲不会像在这儿一样受到责难”,施莱辛格说,“过分玩弄权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吃香。”

  “亨利没有意识到的是阿拉伯领导人好互通传闻。”施莱辛格补充道。其实,基辛格理智上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喜欢做变色龙,对不同的听众变化出不同的颜色,并企图用诋毁另一个人的方式讨这个人的欢心,这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也是一种性格缺陷。他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儿采取的风格与他在白宫和华盛顿晚宴上采取的风格毫无二致。

  前任国务卿授权让人家办事的时候多,亲自出马的时候少,基辛格则正好相反。他要求主要部门的决定都得由他作出,留在华盛顿的副国务卿无权作主。这样一来,国务院实际上是基辛格上哪儿,它上哪儿。

  基辛格的指挥部设在一架名叫“萨姆—86970”的波音707飞机上,它曾被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作为“空军一号”使用过,机上装有一个由两位技术军士操纵的大型电子控制台,能与世界各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天,二百多封电报往返于他的飞机。每次停下来,8辆装得满满的大卡车把文件从飞机运到宾馆。《华盛顿邮报》称这为“历史上最大的永久漂浮的外交政策集团。”基辛格也称他的波音707飞机为飞行中的国务院。

  早在基辛格还只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他的文件箱就已被认为是黑洞。他的助理不断想点子让他处理掉等着他签署的堆积如山的文件。过去,他们故意在文件封皮上标明由索南费尔特批阅的字样,因为这肯定会诱使他抓起文件仔细阅读,现在除了这一招外,他们还在他们需要他批阅的重要决定备忘录标上“庆贺电报”、“斯考克罗夫特与总统的对话”,引诱他翻阅。

  他所担任的责任之多,任务之重,就连管理行家也会感到应接不暇,何况基辛格并不善于管理。他讨厌委托别人干,下达的命令既不明确也不决断,弄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不严格遵守时间表,好向下属发泄不满,一点不想掩盖自己对官僚机构所持有的蔑视态度。当他开始为谈判无限度地四处奔走时,这些管理缺陷进一步地暴露出来,尤其是他只带上像伊格尔伯格和洛德这样的高级官员,而把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晾在一边。

  然而,他在穿梭外交中显露出来的才华掩盖了他管理方面的无能。

  他善于用令人信服的、极其生动的语言向埃以双方描绘失败的可怕后果。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人,犹豫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有可能横插一脚,一旦美国公众厌倦了,以色列就将在没有美国空投的情况下战斗。反过来,他告诉萨达特:如果战争爆发,五角大楼决不会放过你。

  因为需要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让步,基辛格从历史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分析着局势,设想出一个因以色列人食古不化而造成的大动乱和被世界遗弃的前景。耶路撒冷的谈判者都有了一本基辛格悲观主义论调的仿真词典。当他称这一进程是“自杀性的”,他的意思是很困难。“不可能”

  可译为“不太可能”。“困难的”意味着“有成果的”。当他说:“我来看看我能做什么”,这个意思是“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妥协,只是没告诉你们罢了”。

  除了威胁恫吓之外,他还充分地利用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在阿拉伯世界里,他许诺美国将进行技术投资。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签字后,埃及得到了一座美国核电站。第二年,西奈第二轮会谈破裂,基辛格认为是以色列的错,则要求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减慢给以色列的武器供应。

  这正中施莱辛格的下怀,他以书面的形式下达了这个命令。伊加尔·阿隆在戴维营向他过去的老师抱怨此事,基辛格矢口否认这是在施加压力。他向阿隆保证,外交分歧和武器运输之间没有联系。阿隆非常清楚美国这样做是冲着协定未达成而来的,面对基辛格的狡辩,他又惊又怒。

  但这方法很有效,下一轮谈判中,以色列驯服多了。

  2.不愉快的插曲

  1973年12月,在基辛格结束对耶路撒冷访问之际,他悄悄撇下记者,瞻仰了为纪念死于纳粹之手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雅德·瓦森。

  他本意并不想去那儿,但以色列官员请求每个来访的国家领导人都这样做,他也不例外。虽然基辛格,一个从菲尔特逃出来的难民没有必要要人教他大屠杀是什么,但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这位国务卿先生有必要上这堂课,他们认为基辛格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

  在参观雅德·瓦森期间,基辛格表现出对自己身份所怀有的矛盾心态。一家以色列报纸报道:他只是不情愿地去了那里,并且快速走过那些柱形纪念碑。20分钟后,他看看表,悄悄地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说:“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但他的以色列东道主并不想缩短参观时间,或设法变哀思为快意。以色列官员告诉基辛格,他的名字在菲尔特刻在显眼处,他还向基辛格出示了有13位基辛格的被杀亲戚姓名在上面的书。

  带着亚莫克便帽的基辛格呼吸沉重起来。他患有感冒,他很疲倦,但他也——他过后说——“心碎了”。凄风苦雨抽打着山侧的纪念碑,哀悼祈祷文在空中回荡,基辛格低下头,默哀良久才离去。陪同他的一个官员说他好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是借此机会独自回顾一下他自己的过去,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人类在政治家的活动中所承受的风险。

  作为美国第一位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不得不面对他的宗教背景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松在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私下会面时,称基辛格为“我的犹太伙计”。

  有关基辛格宗教背景的话题令基辛格很不自在。“我出身犹太人,但事实是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在70年代早期告诉一位犹太朋友。

  “美国给了我一切。一个家,一个学习机会和谋取高职的机会。我不知道其他犹太人想要我成为什么人,但我先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

  他从军队回来后就不再做礼拜,但他不像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从不拒绝犹太教,而施莱辛格一家已蜕变成新教教徒。

  基辛格对犹太人的态度常常能从他的幽默中反映出来。他的玩笑总是针对原谅以色列一切罪恶的“我的教友”对他施加的压力,得知以色列人违背停火协议、包围埃及第三集团军后,气头上的基辛格在一次危机处理会议上抱怨道:“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我肯定是个反希伯来分子。”在另一个盛怒的场合,他脱口而出:“任何一个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基辛格的犹太身份使他在与尼克松交往中处处觉得矮人一等。他不想这样,“但尼克松就是要他有这种感觉。”埃尔希曼说。

  基辛格常常迎合尼克松对犹太人的偏见。有一阵子,他告诉索南费尔特或霍尔珀林,他不想要他们参加会议是害怕露面的犹太人太多。

  尽管基辛格心情矛盾,但内心深处,他视以色列的生存为己任。如果以色列真的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会是它最坚定的卫士。同样,如果以色列朝自我毁灭的路上迈步,他又是最着急的批评者:“作为一个在大屠杀中丧失13位亲人的犹太人,我怎么会背叛以色列?”他告诉犹太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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