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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基辛格对美式橄榄球和英式足球愈来愈入迷。每个星期天他和朋友们坐在电视旁剖析每个队的战术，推算比赛结果。1990年，这位曾在家乡菲尔特城被禁止看球的男孩如今成了罗马世界杯足球赛的名人。“我在世界杯比在我喜爱的其他非足球活动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注意”，他告诉新闻界。1994年，他筹划安排美国作世界杯的东道主，并成为指导赛事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把足球引进美国，他说，“是一种传教事业”。

　　当基辛格坐下来为自己的财政情况进行预算时，他猜测他的演讲收入会减少，毕竟他下野已达15年之久，名望和权力肯定会下降。但是，在90年代，这种事没有发生，像变戏法似的，他始终坐在名人宝座上没有跌下来，这是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无法做到的。

　　他到底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主要是靠朝这个方向百折不挠地努力工作。就像台柱演员离不开聚光灯、离不开摄像机。新闻制片人发现他是不可多得的瑰宝。

　　90年代初期，如果说基辛格耀眼光芒中缺了什么，那就是无论在社交上还是专业上，他的世界少了几分实质，多了几分浮华。他与他的大部分朋友缺乏心灵和智力的交流，他们的轻浮与他有点格格不入。然而，那些晚会仍是那么炫目，旅行仍是那么辉煌，朋友情谊仍是那么温馨惬意。

　　青年时代，基辛格征服了学术领域。然后是在华盛顿世界和外交事务取得了辉煌成果，成为新闻明星和名人，然后又是开大公司、进入富人圈。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从高档次的全球外交领域到微不足道的杂志专栏——他这个人智慧和暴躁性格的混合物、自以为是和缺乏安全感的混合物、富有魅力和作风鬼祟的混合物使得他成为他的时代的首要明星之一。

　　1991年，葆拉·基辛格——这位把自己家人从纳粹魔掌中挽救出来的女人，这位心满意足的母亲迎来了自己90岁生日。

　　她仍旧那么步履轻捷、心直口快、头脑敏捷，同时也那么健康，她的公寓在10楼，那个月，她公寓的电梯坏了好几天，大家要她搬到一个方便一点的套房，她拒绝了。每天，她爬10层楼梯上下，对年龄所作的惟一让步是每爬三楼左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楼里的朋友趁她歇气的时候邀她喝一杯茶。

　　她生日的那天晚上，瓦尔特·基辛格的一位当教师的儿子从加利福尼亚飞来拜访她。他把她带到他住的饭店，当她走进房间，她吃惊地发现她的儿子们——亨利和瓦尔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均在那儿。

　　吃饭期间，亨利·基辛格提到他母亲的力量。“因为她不屈不挠的天性”，他说，“这一家才从纳粹德国逃出来。也正因为她，他们到美国后能舒适地生活着，她的儿子们能上大学。在逆境中，正是她通过她的勇气、精神和奉献把全家人团结在一起。我取得的每一成就，我们一家取得的每一成就都归功于我们的母亲。”

　　葆拉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沉浸在这个情景之中。接着，她说：“这一辈子活得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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