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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一、战时的丘吉尔先生

　　这部光辉著作并非是对史实的叙述。它是系列的插曲、连续的鸟瞰；设计它，是为了照亮这一伟大角逐的特定侧面，证实作者关于现代战争行为——带着广阔的战略观点。这种构思有极大的好处。丘吉尔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极其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大多数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在细节中迷失自我。他从战略角度，看待关于战争行为的高层思想的基本问题。如大多数有价值的书一样，这部书为一种目的而写。他不像那些沉闷作家一样假装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头脑中，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不会不产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着最敏锐、最凝炼的智慧——他凭借对内幕事实和事件主要发动者内在思想的了解，自始至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场战争。

　　关于真理与错误存在于何处，他得出了清楚的结论——不仅仅是借助于以后发生的事件。在这里，他以修辞的、但不过分华丽的语言，把这些告诉了我们。这自然意味着，有关他离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最多；有关他认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评最多。但在这样做时，他试图避免不适当的自我吹嘘。他不追求报复，不展示敌意。即使是舰队司令们和将军们——他的分析的牺牲品，也没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劳埃德·乔治先生、鲍尔佛先生、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谈及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些品质，不去打击那些因他们处在同一战壕而的确提供过服务的人。丘吉尔先生比狄斯雷利以来的任何政治家写得都出色。这部书，无论它的成见对错与否，都将提高他的声誉。

　　丘吉尔先生的主要论点，等于这样一种看法：从总的方面看，在每个国家，职业军人、“黄铜帽们”（指高级军官——译者注）在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般是错误的——从事前争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错误的；从事后证据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错误的——然而职业政治家，那些“僧袍”们，像亨利·威尔逊先生对他们的称呼那样（他自己也有一点“僧袍气”），一般是正确的。这个问题，那时对一位局外观察家来说，不可能对它作出判断；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似乎是，在战争的每个转折点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错误，但无人能在内阁和总参谋部之间划分责任。

　　在英格兰，流行的意见是嘲笑那些将军们——那些比我们的老滑稽剧朋友即“僧袍们”更生动、更光荣的人物，那些享受着从来无须公开作自我解释的重大好处的人们。丘吉尔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借助于如今从各方面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料，来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劳埃德·乔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赖恩德、潘勒韦和克里孟梭，以及贝思曼-霍勒韦甚至克朗王子那里，而面临危险或丧失战争的是黑格和罗伯逊，约菲和尼韦尔，法尔肯海恩和鲁登道夫。

　　让我概述一下丘吉尔先生对总参谋部的诉状吧。显然，每一方都缺乏一个丘恩特·马克西姆斯。未出现费毕阿斯来观望、撤退、怂恿。“黄铜帽们”总是急不可待，急于展示他们拥有新型的攻击武器——德国毒气、德国U形舰艇、英国坦克——在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储备来产生决定性结果之前；他们奔忙于他们致命的“推进”所导致的无济于事的杀戮。战略放弃，有意撤退，引诱敌人进入能够被包抄的口袋内，所有这些属于战争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计划，几乎未被尝试。

　　1918年7月曼金面对福什的反向攻击，是这类努力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都倾向于反对和不信任。参谋部的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在攻击方面，寻找敌军最精锐的部分，猛冲过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战壕里。对于这条规则，只有两个例外：1917年德国人向兴登堡一线的撤退，和约翰·杰利科先生不变的态度。在门外汉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日德兰战役的精彩分析表明，杰利科错过了机会——他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不过，像丘吉尔先生承认的那样，杰利科肩负着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风险与责任的担子，他是唯一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人；他的确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样坚定不移，尽管他可能错过了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未犯丝毫灾难性错误。即使从丘吉尔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锐批评的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人们希望这场战争会推出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人来负责北海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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