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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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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对和平会议本身的描述中个人色彩较少。这是因为，他的确仅与它有很少的直接关系。他访问过巴黎一两次，但主要还是在伦敦缠身于其他事务。因此，就像很多置身于谈判主流之外的英国内阁人士那样，他对之持有的是一种一般性看法。他的态度是为之痛惜——但只是耸耸肩而已。在那时以及在此后，已经有太多的人耸肩了。他从两个方面为他的耸肩作了说明：第一，是因为政治家确实很怯懦，他们的怯懦实际上是一种无能的体现；第二，是因为金融和经济上的错误自然会产生其结果，反之，未被会议处理的麻烦的边界问题，却是唯一的长期现实。 关于战争本身之悲惨——现在它们全部结束了；关于此后进程中的大多数事情——它们仍在持续，但一般也会湮没在时光之河中；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不如此做就会丧失他们的职位时，政治家们必须悖其信念行事，这种教条暗含着他们不像现实中那样容易替代。我那时相信，并且现在也相信：在一种环境下，对政治勇气的投资，最终将得到奇妙的报偿。 丘吉尔先生对会议的描写，缺乏对一个当时被困扰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强烈性。然而同时，它又是描写实际发生的一般人物活动的最好手册。在这方面，有一两点值得挑出来。丘吉尔先生很出色地将1919年上半年对德国封锁的延长，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予以强调。关于停战协定更新和德国粮食供应的持续谈判的不平凡的历史，尚未出版过。他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他对它们的描写（第66－67页）一点也不详尽准确，并且指出他对那些细节不谙熟或已忘却了。应该被责备的不是“官员们”。如果要挑出任何人来对致命的中欧贫困的延续负责，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劳茨。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正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对于绞死德皇是非常真诚的，并且将这种情绪隐藏了很长时间，直到别人已冷淡下去之后；但他从未在任何时候存在关于赔款的幻想，或说过任何琢磨起来不包含足以弥补的条款的话。 关于1919年6月1日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国对和约草案之答复的英帝国代表团会议，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献给了世人更多的描写，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称这次会议“促使他努力争取和平条件的缓和。”丘吉尔先生自己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被帝国总参谋部长官所赞同，力主我们应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国人。这些观点，实际上被整个代表团和整个内阁，包括奥斯汀·张伯伦先生，那时他是财政大臣，洛德·伯肯黑德、洛德·米尔纳和鲍尔佛先生，所接受了。 这次会议决定，应当做出许多重要妥协；并附加了一个决议，授权首相“运用整个英帝国的全部权力以拒绝英国陆军兵力推至德国境内，拒绝英国海军加强对德国的封锁。”这是劳埃德·乔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然而失败的努力来争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将并非如此。作为一次几乎唯一的让步，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被获得了。至于其他的，是威尔逊总统——如我已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描写过的——在这个阶段“毫无所获”。 关于威尔逊总统，丘吉尔先生所言甚多。他不仅有个人记忆的有利条件，而且有豪斯上校最新书籍的有利条件；豪斯上校的书已为这一场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侧光。随着证据的逐渐积累，这种印象被强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脱离现实，充满着一切错误的怀疑。不过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尔先生的总结是公正的。 “美国对欧洲问题解决的强大、超然、善意的影响，是一种珍贵的希望之力。它基本上在含糊的冲突和半命令半纠缠的干涉中被浪费掉了。假如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劳埃德·乔治和克里孟梭团结一致，那么这三巨头的整体力量可能会在欧洲悲剧的广阔场景上施加以绝对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将自己的和他们的力量浪费在了冲突中，在冲突中他总是被打败。作为一位对手和纠错者，同那些能获得同志关系的人相比，他得到的成果非常遗憾、可怜。他本来会使每件事变得迅速而容易，他却使每件事变得更缓慢更困难了。他本来能在领导力量强大时解决问题，他却在精疲力竭和枝节横生的阶段默认了二流结局。” “但是，作为船长，他使他的船沉没了。” 这部编年史结束了。人们翻过丘吉尔先生的第Z000页时，感觉如何？感谢此人，他能以如此的雄辩，和对作为所有我们这场战争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但他看见的、了解的比我们更切近、更清楚——而写作。钦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对这一工作的智力兴趣和基本感情的强烈专注——这是他最好的素质。可能，还有一丝嫉妒，由于他的无可置疑的宣告：边界、种族、爱国心，甚至还有战争，如果需要的话，就是人类的终极真实；对他来说，它赋予事件以一种自负甚至高贯性，对其他人来说，则仅仅是梦魇般的间隔，应当永远避免的东西。 1929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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