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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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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写于1796年,这时马尔萨斯对皮特政府的批评已是第13年。这篇文章没能找到出版商。由奥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人口问题已经引起他的兴趣:“在人口问题上(他写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 1798年,马尔萨斯32岁之际,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对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进行评价》。 正是在与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的讨论中,罗伯特·马尔萨斯才逐渐为人所知并最终成名。这一典故来自于毕晓普·奥特,而他正是从马尔萨斯本人那里听来的。1793年,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马尔萨斯父子频繁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平等与幸福,父亲抱有理想主义的观点,儿子则抨击这种观点。毕晓普·奥特这样描述说:“在与父亲进行这种富有生气的讨论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确立了他的事业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为了使这一想法更成熟,他写下他的论点的要义,这形成了后来的《人口原理》。我们不知道父亲是否被儿子说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尔·马尔萨斯强烈地感受到儿子手稿中的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创造性,因此建议儿子将他的劳动成果公之于众。 第一版是约5万字的八开本,与后面诸版相比,这一版几乎完全不同,并且更宜于传世。五年以后以四开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时已成为约25万字的三卷本。正如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释的,第一版的写作是“出于一时冲动,仅利用了在乡村所能接触到的少有的资料,”不过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内容一方面是与完美主义者的辩论,一方面证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这第一篇论文运用演绎的方法,富于哲理,文风大胆而精于修饰,语言华美,情绪饱满;而在其后的诸版中,政治哲学让位给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被社会学所做的证据归纳所掩盖,这位年轻人在执政政府后期写作时所具有的天赋和高涨热情却不见了。“冗长与毫无意义的重复”,这是柯勒律治写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页边的评论:“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 第一版很难见到,可见它的发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马尔萨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著作中获得的收益总数不超过1000镑),它一经面市,马上就脱销了,尽管五年之后才出了第二版。这本书立刻引起注意,小册子之间的笔仗也随即展开(据博纳博士说,在第二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来,这种笔仗就没有停止过。反对者们提出理由抨击那一在进化历程中从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并且认为,在有意识地对幸福的追求中,人们敢于从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们手中夺得政权。 佩利本人被说服了,而他从前认为“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人口论》同样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奥特记载了皮特与马尔萨斯于1801年12月的一次会面:“碰巧这时皮特先生正对剑桥大学做一次竞选访问……在基督学院院长住宅举行的晚餐会上,有几个年轻的旅行者作陪,特别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在谈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在雅法的大屠杀、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莱尔等轻松话题时,皮特先生也放松下来与大家闲谈。”在1796年,皮特认为一个人多生孩子是“使国家富足”的行为,即使他全家都是穷人。而到了与马尔萨斯见面的前一年,皮特却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在众议院他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表示敬意,“对他们的意见他必须要加以尊重,”据说,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性。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类苦难的线索。《人口论》的重要性不在于那些新奇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并对这一原理做出极富冲击性的强调,这才是此书的重要性所在。实际上,他的主导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纪的作家利用过,但由于表达拙劣而没能引起世人注意。 这本书可以跻身于那些对思想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文科学的英格兰传统之中——植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思想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之中,我认为,在情感上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延续性。从18世纪到现在,如果我要如此表达——这一传统与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佩利、本瑟姆、达尔文和穆勒,这一传统表达着对真理的热爱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没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学,它代表了公正和民众精神。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脉相承,在实际内容上也息息相联。马尔萨斯身列其间,当之无愧。 马尔萨斯从他的演绎的剑桥方法——无论是数学学位获得者佩利,还是一无神论者采用的方法——到后面诸版采用的归纳性论点的转折起因于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为了搜集资料,访问了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的一些地方,这些是当时对英国旅行者开放的少数的几个国家。在1802年的短暂和平期间,他还访问了法国与瑞士。北方的旅行是与基督学院的朋友奥特、克拉克和克里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个天生的旅行家和收藏家。马尔萨斯和奥特被他的异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惫不堪,而对克拉克,这不过是稍作表现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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