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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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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利·杰文斯在马尔萨斯死后的第二年诞生，他只比马歇尔年长七岁，比埃奇沃思年长十岁。在他获得教授职称之前，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代替他在大学学院中主持讲座。他是我父亲参加剑桥大学1875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时的监考人。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据我父亲回忆，是在早年之时，把他当作一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福克斯韦尔教授代他主持讲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余年了，虽然我们今天（晚了一点）才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但我们认为，在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他是统治着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对我们这些今天汇聚于此以表纪念之情的人来说，他又是我们的教师和前辈。

　　他的家庭属于受过教育的脱离国教教派的教友阶层。他们没有学术界的社会关系，但在19世纪的前半期，他们组成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的知识界，并成为伦敦大学附属学院中的本瑟姆基金会（成立于1826年）的骨干，以及曼彻斯特大学（建于1846年）欧文斯学院的中坚分子。他的家庭和许多亲属都是无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杰文斯也就终生保持这一信仰。他的父亲是一位铁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对那个时代的机械革新很感兴趣，据说他建造了（1815年）用于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铁船。

　　他自己出资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还曾写有一本有关法律的小书和一本经济学小册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女诗人，她生的第九个孩子就是杰文斯。她是威廉·罗斯科家族中最年长的孩子。这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家族。威廉·罗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师和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伦索·德·梅迪奇传》以及《利奥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还写有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蝴蝶的舞会和草蜢的宴会》）。杰文斯娶了J．E．条勒之女，泰勒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创立者，与《旁观者》的R．H．哈顿是姻亲。

　　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罗斯科尽管都有非凡的天分并且为人诚信可靠，但却双双沦于破产。前者是在1848年的财政危机中破产，后者则是因为他的银行1816年发生的挤兑。杰文斯因此获得了很好的遗传细胞，不能忽视商业波动现象。他对自己的投资和财产状况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他关于商业循环的理论以及煤储量渐将耗尽的理论密切相关。杰文斯自己的资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产，据说杰文斯通过对他们的储蓄进行有利的投资来增加收入。但为了保证生活中主要目标的实现，每当事业面临严峻形势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牺牲钱财，在这方面他堪称典范。

　　但也绝不是鄙视金钱，在不得不破费钱财的时候，他也会痛苦不堪。在许多方面，或许绝大多数方面，他都是一个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从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恶极“左”派的表现，欣赏保守党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像保护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垒一样保证这个国家的不间断的、特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欣赏自由党的“不要谨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则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趋势”。

　　由于斯坦利·杰文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很感兴趣。他的外祖，威廉·罗斯科热心于社会改革，积极鼓吹废除奴隶贸易。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所在的利物浦机械学院高等学校的校长，霍奇森博士，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然而，杰文斯接受的并不是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学习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学。

　　1852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七年之前，杰文斯正好1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哈里进行了几次有关道德哲学的颇具学术性的讨论，讨论中我显得全然是个‘道德依附论者’，不相信我们的‘道德感’与动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经讨论过物种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动物中的诸多物种的衍化方式问题。就我目前所知，我坚决认为所有动物都是由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其演化过程受到气候、地理等条件数千年来甚至数百万年来的持续影响。莱尔对拉马克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来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反对这一理论的理由。”

　　在他18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担任悉尼造币厂的检验员，这家工厂是由于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设立的。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五年。正在一心学习的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大学学院，这对他的雄心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他之所以离开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但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期正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处于巅峰时的年纪，因此他那时的独自沉思和慢慢酝酿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后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识贡献的轮廓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十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了。30岁之后，杰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于对他已经挖掘出来的知识精华进行阐述和巩固。

　　他在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国之后的研究来范围要广泛一些。他这些独自沉思的成果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他对经济波动的归纳性研究有关；第二部分则与他所演绎的经济学纯理论有关。这两部分都在他与1862年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剑桥会议的通信中有所预示。在仔细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顺便提及《煤炭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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