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36)_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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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四　　杰文斯对于建立在简化的、抽象的假设之上的演绎经济学的贡献同样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岁，在澳大利亚独自思考的那段时期。到1860年，当他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时，一个成熟的理论在他头脑中业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写信给兄弟赫伯特：“前一时期，我在政治经济学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几个月，我就幸运地得出了‘真正的经济理论’，对此我确信无疑。它是如此透彻、如此连贯，以致于我在阅读其他这方面的著作时简直是满腔愤慨。这一理论在原理上全部是数学问题，我同时表明了数据计算如此复杂，目前是没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对政治经济学从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经用数学方法全部做了证明。　　只需处理一系列定义、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非常严格而且相互联系，就像是许多几何问题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公理是，以人们必须消费的简单食物为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从最后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处依某种程度递减。人们吃饭时从开始到最后所得到的享受是递减的，这可以作为例证之一。我作出假设，即平均说来，效用比率是商品数量的某一连续的数学函数。效用原理实际上总是被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复杂得多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冠以供给与需求原理的名称，而一旦以简洁适当的方式加以表述，整个政治经济学就会豁然开朗。当然，多数结论还是原先已有的，并用与从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来，但就我所知，我对资本的定义以及我所提出的资本利息的原则是颇具新意的。我并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抢占先机，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将它们公之于众。” 　　然而，直到两年多之后，他的理论的梗概才得以公开发表。杰文斯寄了一篇题为《对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的介绍》的短小论文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况下，1862年在剑桥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当时马歇尔正是剑桥一年级的本科生。杰文斯对这篇论文的价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虽然不免心存疑虑，但还是盼望它产生某种效应。1862年9月，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虽然我很清楚我的这篇论文的价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读的论文的总和，但我不能断言它一定会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读，或者它会不会被看作是胡言乱语……实际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们乃至全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我会像一个炮手注视着炮弹或弹丸的飞行轨迹那样关注着它，看它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篇论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并且未能发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秘书写信给他说，“对以上提到的理论进行深入解释以及发表它的工作将被推迟，直到出现合适的时机把如此困难的问题确立为研究目标之后才能予以考虑。”四年之后它才被发表在《统计学杂志》（1866年6月）上，占用了五页的篇幅。尽管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杰文斯的27个段落都很流畅，但作为一个完整理论的摘要和提纲，它还是显得复杂了一点。但他后来所有思想的实质都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计算使我们在消费带来的效用与劳动带来的负效用之间谋求平衡。商品价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总效用，而是决定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生产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均衡。　　或者像他在这里表述的那样，“效用系数是物品供应最后那个无限小的增加量与它带来的快乐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在一定强度和持续时间下，劳动将被持续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因此带来的产出增加所代表的快乐。资本量则是由资本用于投资所造成的享受推迟所代表的效用来估量的……因为劳动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资本相协助，而利息率总是由新的产出增量与用于生产的资本增量的比率所决定的。”在一个结论句中表明了他与古典学派的分野：“资本的利率与对劳动的全部回报无关，而只与最后的资本增量所增加的回报相关。” 　　这一摘要并未比第一次宣读它时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在五年以后，它被完整地表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10月出版。H．S．杰文斯教授记载说，“根据我父亲手稿上的一条笔记，如果不是由于1868年和1870年弗莱明·詹金教授的两篇文章出现，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迟到1871年之后”。这本书无论在顺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紧扣约十年前的那一个摘要。但它却完成了后者当时做出的承诺，“减少以数学形式表达这一科学时会碰到的主要难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图示，并以数学形式表达论点，为此而频繁使用了微积分符号。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这一学科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它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1871年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1862年时那样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因为，即使撇开古诺、戈森、杜普特、冯·屠能及其他先驱者不谈，还另有几位经济学家，尤其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1871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忙于涂写各种方程，“X”和“Y”，“△”和“＆”。然而，杰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以及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本现代著作，对那些被新近吸引到这一学科上的智慧的头脑们来说，这本书已经显示出独有的吸引力——简洁、流畅而不闪烁其辞，在马歇尔精雕细刻的地方它却大刀阔斧。为了让你回想起它的这些特质，让我随便翻开一页，找一个段落读下去：“事实上，劳动一经付出，对物品的未来价值就毫无影响了：它已被永远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个起点我们都头脑清楚，通过事物的未来效用来判断它的价值。实质上，工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很少有一项事业的结果与对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虽然劳动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价值只决定于最后的效用程度。而我们怎样改变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用于消费的商品。而我们又怎样增减它呢？——为获得供给而增加或减少劳动。根据这一观点，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两个步骤。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决定价值或交换比率。为了使这一系列重要关系准确无误，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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