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38)_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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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然而，虽然李嘉图没有受过数学训练，但他却安然走过了数学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这一天才（这是穆勒所不具备的）使他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对他的这种热切忠诚在我阅读杰文斯的《原理》时达到了顶峰。《学术界》的编辑听说我对这本书绞尽了脑汁，就请我撰写评论。虽然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几个愤怒的字眼几乎被我写进草稿之中，后来不得不删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后再次将其删去……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我从杰文斯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义务向古诺、冯·屠能表达感激之情，而不是向杰文斯。” 　　这一段落揭示了这两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一个比由于方法相同而导致竞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身份相异，但对李嘉图这个预言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尚未解决的争论，他们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这正是这个学科所要求的），但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1875年，杰文斯致信福克斯韦尔教授：“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而从李嘉图到穆勒这一支虽然也带来了真理，但也带来了同样多的谬误。”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杰文斯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学的正确体系最终趋于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现，滥用才华的李嘉图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样滥用才华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有些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正确的学说（虽然还没有摆脱李嘉图式的错误）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于李嘉图－穆勒学派的团结一致与影响力，他们大受排挤。在经济学中重头再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此，那些盼望经济学能有所进步的人决不应畏缩不前。” 　　杰文斯对穆勒的强烈反感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是人们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想批评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敌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在说我并不是出于脾气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时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是对的。我所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有关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长期思考，我现在越来越确信，无论它们对于激发思考和引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它们都决不应该像一种新教义一样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与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轻的人中，福克斯韦尔教授的观点完全被他扭转过来了，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的联系。但他不能原谅埃奇沃思，他们过去常常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该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旧沉迷于穆勒的谬误之中。”我认为，这有一些个人经历上的根源。1860年，他从澳大利亚返回后不久，在大学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自己的理论正在头脑中酝酿。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将成长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1860年6月，学院考试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幸遭遇挫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独立地、富于独创性地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阅读了成堆的优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抛在一边。当我满怀信心能够获得第一名奖学金的时候，却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这归因于观点分歧，它使得教授对我的回答心存偏见，但这却是完全允许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要大大地报复一下，我要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重建这门科学。” 　　有趣的是，第一名奖学金被授与了H.H．科曾斯-哈代，他后来成为罗尔斯学校的校长，他比杰文斯小三岁。同年的几个月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李嘉图奖学金考试中，杰文斯击败了科曾斯-哈代，获得了奖学金。还有，在六月的精神与逻辑哲学的考试中，杰文斯被列为第一（与西奥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然而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是奇怪的。当他成为欧文斯学院的教授时，他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伦敦大学的考试方式。他想到，让学生们遭受像他那样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没有去讲授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条。他在曼彻斯特的课程主要局限在对穆勒学说的陈述上。这是我很久以前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他还告诉我，由于压制自己的理论，使杰文斯对穆勒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是杰文斯课堂上一个学生认真记下的笔记，这本书证实了以上这些说法。　　五　　我在撰写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时，突出了其多才多艺特点，这看来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杰文斯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科学和实验上的训练使他谙于归纳研究，而他在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赋又使他精通演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独有一种对历史学，甚至对文物学的强烈偏好。从早年开始，杰文斯就怀有这种天然倾向，对于归纳性研究务求追本溯源，对于感兴趣的理论则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在《煤炭问题》中，他使用历史资料之丰富是非常显著的，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使用的参考文献早至18世纪。在他研究太阳变化的时候，他把商业循环的历史上溯到18世纪初期，并且考察了数个世纪的收成统计。由此，在经济史领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价格史和商业波动史方面的先驱。　　他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在接触每一个专题的时候，对于他关心的理论，他总要寻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遗忘的先驱们。他在这方面最辉煌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义。而最具实际意义的贡献则是他在经济文献目录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他把“数理经济学著作、学术论文以及其他出版的作品”上的参考文献的目录集合起来，作为附录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上。他在货币问题上的文献目录则附于《通货与金融研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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