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64)_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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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再后来，就是他在圣约翰学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间里邀请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关于马歇尔先生的课程，还有一则引人入胜的记述，我不能弃而不用。“在课堂上，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个人观点，比如跳舞、婚姻、赌博和走私等等。”谈到婚姻时，他说：“人们通常说，理想的婚后生活就是丈夫与妻子都为对方而生活。如果这是指两人都为对方的满足而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极不道德的。丈夫与妻子不应该为对方而生活，而是应该为了某个目标而共同生活。”马歇尔夫人对此所加的评论是“他是个伟大的说教者”。　　其间，她答应斯图尔特教授，为函授部讲师写一本教科书。定婚之后，他开始帮她写这本书。“这本书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879年出版。艾尔弗雷德坚持这样做，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后半部几乎全部是他写的，其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这违反了他的信条‘简短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他还说，‘你不能只为两个半先令就说出实话’”。　　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教科书，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的教科书出现过。我父亲总是认为马歇尔的态度不够公平，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马歇尔夫人的，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这本书，尽管当时的需求量还很大。1892年，另一本书取而代之，标题与原书相同，而只由马歇尔一人署名，这是一本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1879年的这一本开一时之先河的书，是那本绿色封面的小书，而不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书。　　1877年7月，他们结婚了。但我想，他们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时马歇尔担任希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院长已有4年之久，身体健康大受损害，于是她就带他到巴勒莫做长时间的疗养。我想，这几个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一段时光。60年之后，她如此回忆道：“我们在巴勒莫呆了五个月，在那个房顶上。每当我觉得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我就想象我在那个房顶上。那是一个名叫奥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馆的房顶，当然是平的，还铺着彩色的瓦井。白天，艾尔弗雷德就在房顶上坐在一个美国式的椅子里，把活动浴室的盖撑成帐篷。在这里，他写下了《经济学原理》的前几章。有一天，他从房顶上下来，告诉我他发现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 　　这是一段文章的开头，接下来便是对西西里风光的引人入胜的描写。马歇尔虽然为肾结石所苦，但当时病情还不十分严重。这正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课程、没有沉闷的同事，也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烦扰来打乱他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为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夫人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大自然是那么仁慈、那么美好。“从房顶上能看到康长德罗，看到向内陆伸展数英里的黄澄澄的桔子和柠檬树林，看到两面临海，围成半圆的各种形状的山峰。”他们向下看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虽小，但别有韵致。一条幽径，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满青藤、挂满葡萄；一棵桔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伫立院中，鲜花于处处盛开。周围房屋的露台上铺着彩瓦，圣诞节一到，火鸡们就栖息其上，墙洞和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鸽子。” 　　她还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热衷于水彩画，虽属业余但也颇有些天分，对她来说，描描画画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当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屋顶上潜心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玛丽就带着毛笔和水彩外出作画。“我最爱去并花数小时作画的地方是皇宫里的教堂。这里很小而且很幽暗，刚从外面的阳光里走进来的时候，除了一丝微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美妙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些轮廓是正在劳作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色彩绚丽，身着东方服饰。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后殿，伟大的基督头像在朦胧中若隐若现。”这几个月是无比幸福的一段时光。　　其后的40年中，她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这并不像韦伯夫妇那样互为搭档，本来如果他们性格相异，这是有可能的。对于夫人的睿智，马歇尔虽然曾经认同，而且他也一直在享用，但他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妇女的头脑没有多大用处了。1896年，力量的大审判来临了，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建议，马歇尔背弃了他那些终生的挚友们，也不管妻子做何感想，站到了另一个立场上。然而玛丽·马歇尔从小就了解，并且也尊重并接受了那种“信念苛刻”的男人。她的玩具娃娃（她险些以之为偶像）被自己所爱的人烧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他们还是能够心心相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她的完全依赖（没有她，他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一方面是由于她对他的深情与崇敬，这种感情日久弥深，而并未因为她心明眼亮、能觉察一切就受到损害。没有什么能逃脱她那双直指人心的眼睛。她必须面对一切，以便他不必过问。由于她那种天生的品格、聪明的头脑和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心灵手巧，不管是琐事、烦心事还是无聊之事，她都能风趣谦和地应付裕如。无论是马歇尔在世之时还是在此之后，她都从未为自己谋求过什么、盘算过什么。她的头脑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千万不要给别人惹麻烦。　　她有着如此高尚的情操，现在她把自己融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希里斯托尔，在牛津，她都讲授经济学，但在这两个地方都没呆多久，他们回到剑桥之后，她就重新担任了纽纳姆学院的讲师，多年之中，她一直管理着学生们。她一丝不苟地校阅了《经济学原理》前几版的校样和索引，虽然不做公开的、直接的批评，但她以另外的方式始终影响着这本巨著的进程。希里斯托尔大学授予了她文学博士学位。但据我记忆所及，她从未与来访者们探讨过经济学问题，她甚至从不参与巴尔奥·克罗夫特的那些无休止的经济学谈话。一谈到严肃的问题，她就把客厅留给男人们或来访者，自己到楼上的书房去，即便是最无知的女士也没有像她这样装作毫无学术素养了。　　假期，她也并不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问题，而是醉心于以南蒂罗尔山为对象的水彩画。实际上，她的艺术天份是相当高的。她很少向朋友们展示自己的作品，但她定期参加剑桥绘画协会的展览，最后她把这些画留给C．R．费伊先生，后者则将其保管在马歇尔图书馆。她画风景画的时候，把画具和画架放在身边，这时，我们的大师铺上一个气垫，打开一个折凳，把它靠在石头上，形成一个舒适的靠背，然后就坐在这个“宝座”上，用比她作画的手更颤抖的手，写下了代表性企业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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