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68)_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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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1922年，他从牛津的教授职位上退休时是埃默里特斯讲座的教授。他在1889年和1922年两次被选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组组长。他是皇家统计学会的前会长，皇家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以及英国科学院研究员。而最重要的是，他是《经济学杂志》的第一位编辑，是它的设计者和铸造者。从1891年3月的第一期直到1926年2月13日他去世时，他一直是这本杂志的编辑、编辑委员会主席以及合作编辑。我也是这本杂志的编辑，在得知他死后的消息后，我还收到了他关于编辑事务的最后一封信。　　在巴利奥的时候，埃奇沃思曾经很推崇乔伊特。乔伊特对政治经济学兴趣浓厚并碰巧当时在教授这门课程，可能正是从他这里，埃奇沃思第一次感到了对这门学科的冲动。然而我认为，对埃奇沃思早期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是来自于杰文斯，他们在伦敦相识，埃奇沃思在汉普斯特德的住所与杰文斯的家仅几步之遥。埃奇沃思对马歇尔也无比尊敬，但他们是稍后才开始接触的。在1881年的《学术界》上，马歇尔对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进行了评论——这是马歇尔所写的仅有的两个评论之一，另一个是对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这篇评论使他们相识，并发展成为终生的私人友谊和精神上的伙伴关系。马歇尔夫人常常愉快地回忆起埃奇沃思对剑桥的访问——尽管世上几乎再找不到比他们的谈话方式更格格不入的两个人了。　　从他出版的著作来看，埃奇沃思是从数学和伦理学进入到经济学的，就和从前马歇尔所做的一样。但他们的相似仅仅到此为止。马歇尔的兴趣在于智力上和道德上，而埃奇沃思的兴趣则在于智力上和美学上。埃奇沃思希望建立包含智力趣味和美学趣味的定理，而马歇尔则想写出具有实际意义和道德意义的箴言。仅就数学训练以及笔法的精巧、可靠性而言，马歇尔要胜过埃奇沃思一筹。——马歇尔是剑桥数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埃奇沃思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学位。但是，尽管埃奇沃思在使用数学工具的时候常常显得笨手笨脚，但无论在创造力上、造诣上还是天性偏爱上，埃奇沃思都是一个伟大得多的数学家。我想这一点将是无可争辩的，即对于在社会科学领域精巧地、广泛地使用数学方法，埃奇沃思是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最多产的倡导者，而他也正是这样来赋予他的《数理心理学》。　　把埃奇沃思的作品写成一个完整的清单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投给各家学术刊物的稿件。我最早见到的他的著作是《伦理学的新旧方法》，这是在1877年，他32岁的时候，由帕克和牛津出版的一本92页、纸封面的书。西奇威克曾出版过一本《伦理学方法》，巴勒特在1877年的《精神》上对西奇威克进行了批评，而埃奇沃思的这本书则是对以上两者的评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对由于对功利主义的考察所引起的大量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埃奇沃思的独特风格、卓越的遣词造句能力、行文之晦涩、目标之模糊、方向之犹疑不定，以及他的谦恭、他的谨慎、他的精明、他的机智、他的渊博、他的保守——所有这些，在这里都已显露无疑。　　他在一番微积分演算之后紧接着引用大段的希腊作品，这使得那些外行的读者晕头转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荷马的诗句能与抽象的数学符号融合在一起。然而无论怎样，经过漫长旅行的航班最终还是到达了终点，他最后下结论说：“伦理科学的庞然大物正在走向前方，在一位大师的引领下，它在走向豁然开朗的新天地，然而正是那里急需这样的论点，这时，一个掉队的人正在逐渐赶上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他所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路。这条曲折的路正在逼近从前被视为奇思异想因而从未涉足过的新方法，而这种运用数学方法的快乐必将走向真正的自然伦理学，这正是冥冥中已经确定的一条路。” 　　另外一本薄薄的小书（150页），《数理心理学：关于在伦理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于1881年问世。这是埃奇沃思第一次为经济学作出贡献，其中有些内容是他曾经得出的最出色的思想。他在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反复考虑想要重印其中的一部分。　　在关于伦理学的那本书中，他试图对功利主义进行数学计算。而在《数理心理学》中，他使这种“对情感，也就是对欢乐与痛苦的计算”更上一层楼。这篇论文包括两部分，它们“分别讨论了在社会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原理与实践、根源与成果、应用性与应用方式”。第一部分的篇幅很短，“目的在于说明使用数学推理而不涉及数字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在当时是极富创见、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数清生活中的金色沙粒，我们也不能数清爱的海洋中‘无数’的微笑，但看来我们能够观测到或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快乐单位的总量以及幸福程度，而这已经足够了。” 　　第二部分则是埃奇沃思对数理经济学的大量工作的根源，其中特别述及自由市场中的契约以及它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里，他的著名的“契约曲线”第一次露出真面目。　　我曾留连忘返地沉迷于埃奇沃思的这两本早期著作中，因为在这两本书，尤其是在他的《数理心理学》中，他的精神、他的艺术的独有的韵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第二本著作由于风格古怪而饱受嘲讽。在后来的著作里，在我看来，埃奇沃思就再也没有充分展露过他的天性。他所独有的诗艺与卖弄、科学与艺术、智慧与学识的拼盘式的风格虽然奇异但却引人入胜，然而他已经有点经受不住那些外行评论家们的冷言冷语了。他费尽了心机，使自己的风格犹抱琵琶半遮面，但这不过是使他所奉献出来的精神产品成了更躲躲闪闪，更扭扭捏捏的东西。对于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他终生都怀有兴趣，并把这个问题作为1922年他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组组长就职演说的题目；然而这时的埃奇沃思已近80高龄，他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几乎能听到他狡黠的轻笑：“性别的尊卑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它认定男性具有获取幸福的卓越能力，其行动和思考的效率更高。总之：　　“女人不能与男人相比，她的感情之于我的心肠正如月光之于日光，又似清水之于佳酿。但妇女这种被认定的总体能力上的不足可以得到补偿，因为她们怀有某些特殊的情感、别样的美和纤细精巧。正是由于这种天赋的美感，现代女性们才得以分享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奢华和青睐。但是风流倜傥‘这种源于古代骑士制度的纠缠不清的情感’中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彬彬有礼的休谟把它称之为对弱者的关怀，而热情如火的卢梭则认为这是天性使然……总而言之，对于女人天性的这些意见，无论正确与否，都体现了这样一点；即效用原则的推论与包围着现代女性的无能力和特权之间完美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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