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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他读过很多书，像埃奇沃思一样，对经济学和古典文学的著作几乎无不涉猎，他尤其喜欢荷马和但丁的作品。战争之后，编完了《词典》，他就把兴趣转移到经济学上来。对于那些最新的理论，他总是勤勤恳恳地阅读，但只要他觉得那些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他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他思想开明，不存偏见，同时又生性谨慎，偏爱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他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国债增加的态度，这是两个他特别感兴趣的题目。他喜欢奇思异想，但又从不践越雷池；他总是想些旁门左道的事情，但行动起来又十分谨慎。他写了几个简短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名叫《英国的国民需求》（埃奇沃思曾在《经济学杂志》第31卷，第91页对此书作了评论）。

　　去年，当他87岁的时候，又下力气研读了我的《就业通论》，并就此与我多次通信。他最后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稿件就产生于这些通信，此文以“时论”为题收录在后面的第760页。我曾承认他的术语虽然有用，但比较拗口，这之后，他就又发明了一套术语，听起来就更不顺耳。去世前一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段摘录：“希望你身体还好，我已经不行了，昨天我又长了1岁，88岁了。虽然还不一定，但也可能你我再也见不到了。请在下周四把这封信读给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的学会是统计学会的一个衍生物，但正如哈罗德所说的，我们发展了它的动态方面，因而现在没有什么待别的统计学方面的特征。我希望经济学会加强对非党派政治的注意，比如几个经济学家通过联合发表公开信（最近已经出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向公众解释清楚可能提出的任何计划的可行性和局限性。指明了局限性之后，公众的目光就可能被引向更长远的未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幸运的是，现在看来世界能够保持和平的发展，各国可以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英国发展的道路几乎可以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差别并不在于某项社会改革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在于推行它的速度。

　　这些都与关税、税收、通货膨胀等问题相关联。尤其是通货膨胀，为保持适度的通货紧缩，这正是政府管理的应有之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有这些，就是我的遗言，希望学会的成员们能够加以考虑。”

　　下面这段摘录取自于他在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写的另一封信。“未来将会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可能的，那就是，如果信仰得不到更广泛的发展，欧洲就不会走向繁荣。我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或教会，而是指认识到对上帝、对人类的责任，同时拒斥那种只针对于某一国家的责任，除非是偶然发生的重大的国家责任。”

　　他于1881年娶了比阿特里斯·波拉德，爱德华·邦德之女为妻，他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妻子1930年去世。他的女儿，海伦·霍尔小姐这样记述他：“他在萨塞克斯置了一小处地产，和妻子一起在那里建了一所住宅和一个花园，并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他尽享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经常与家人们玩游戏，尤其是草地网球和高尔夫。他喜欢打猎，对自行车的发明也兴奋不已。他还热衷于打桥牌。晚年，他还有另一项爱好，就是整天兴冲冲地忙着种树。尽管他的精力慢慢不济了，但直到临终他还能干点儿什么。小时候他身体十分虚弱，只是在一个与他们共同生活了70余年的保姆的精心照料下，他才得以长大成人，不过到后来，他的身体非常之好。邻居们都知道，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到车站做四英里的散步，即便年老之时也依然如此。他的脾气非常冷静平和，不知生气为何物。他心胸宽广，有一次他曾经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他不喜欢。他声称喜欢自负的人，因为他们总有值得自负的东西！在哲学上，他最喜欢的箴言是：‘无中有万物’。”

　　在我早年担任学会官员的时候，以及在此之后，我都一方面得到了埃奇沃思的支持，一方面得到了艾尔弗雷德·霍尔的支持。随着他们两人的逝去，为人们所深爱的古老文明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听到，野蛮人正在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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