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99)_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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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这最后一句话如此完整、准确地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麦考利，以至于它几乎应当被写在他的墓碑上。对于你的隐瞒实情他会变得非常难以对付，带着极其严重的问题——设想你所意味的恰好对应于你的话的字面意思，然而期望你去理解他自己的意思，只带着可能的最少的解释。因为他总是这样做，似乎最少的暗示就会使你获得所有他自己知道的东西，然而在他那一边又声称丝毫不知道有什么未落到他自己的观察之下或什么以最平常的语言与他相联系。允许他以这些假定逃脱不固执地给予或需要解释的任何人，将很快发现他自已被无可避免地牵涉进去。他对半真半假话的迟钝部分是真实的。但它被他部分地运用为一种批评形式，不仅是关于混乱的和虚假的知识，而且关于各种各样的胡说和欺诈，关于习惯保守的感觉和错误观点及浮夸言辞等等。　　他回到剑桥时，找到了两个对他来说非常适宜的职位，他在这两个职位上工作了许多年。1884年他被委任为学院数学讲师（继而是大学应用力学讲师），1887年是第二任会计。尽管他名义上是数学讲师，实际上，我认为，他被带回詹姆斯·斯图尔特，第一任工程教授初创的事业，帮助他在大学发展尚未成熟的工程学院。这正好符合了麦考利的天赋和兴趣。剑桥数学的抽象性和“优雅的”方面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他非常高兴将他的数学才华运用于材料应用、拉力和实际物体的运动方面。　　在早期生活中，他曾参加克拉克·马克斯伟尔的讲座并把他视为英雄，但他受到了在皇家学院的密友和同龄人卡尔·皮尔逊以及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更大影响，应用数学的另一方面不久吸引了他的热情。他在学习、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他出版的著作却不多（这让人想起他的祖父奥利·麦考利，很多年沉于《梅兰克顿的生活》的写作，但从未将其付梓），直到退休后他才有时间按他自己精益求精的标准来做一些仔细的准备，他的主要为学生之用而写的《热力学定律》（1913年）和《固体几何）（1930年）被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15年的第二任会计，他负责学院建筑和用项。博德利的建筑、教堂的结构工程和窗子、在普罗沃斯特·奥克斯死后学院布局和原来办公室的变动，以及准备现在的伟布法庭、礼堂的扩建，学院的首次电气化和唱诗班中学的扩建，是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在所有有关建筑的事务特别是有关它们材料的事务中，麦考利比那些他雇佣的人更知道他在做什么。一位旧时的剑桥送货员（一位建筑师和画家）曾被记载着说过：“我们总是喜欢为皇家学院工作，因为麦考利先生是这样一位绅士，他总知道他希望完成什么以及他希望如何完成它，而其他许多先生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石头和玻璃的特殊兴趣总是明显的。而且他还有个特点：在给出他的意见和建议时，他从不提及他曾一度在这些领域内是一位职业专家，这个事实在学院不广为人知。　　1902年他成为唯一的会计主管。继而是晚些时候的伊顿学院院长，他的职责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年轻人缄默而腼腆，以前对大学生们而言并不著名。然而，虽然他在演讲和谈话中可能曾经腼腆，但他不害怕年轻人，并能正确地估计他们的性格。他避开那些半真半假的话和任何种类的闲谈，他对年轻人思想和秘密的绝对尊重，我认为，是他的最大优势之一，当一位小学生告诉他一个坦率的故事并请求他的帮助时，做这样的事是容易的；并且带着确定无移的公平、友好和对无限度的麻烦的接受；当然不可避免有时他也会出现非常难以平息的狂暴，然而极少有人比他更知道，如何将公平与大度更好地结合起来。　　一个有序社会的各种法律规则必须是辨明正确和令人满意的；但是，他们的受害者能够这样做，就像他是他的儿子一样，依靠麦考利的援助和兴趣。当他认为它们不合适宜时，他也能够破坏规则，“规则，规则，规则是为了什么？”他有时会说。“应该打破，应该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规则注意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而麦考利在这方面有一项杰出的品质：他通过直觉能够确切知道在一个道德社会里规则应有的正确位置。　　当他成为会计主管时，他已年近50岁。由于紧张的劳作，一封封数不尽的亲自出自他那清晰、漂亮的字迹然而要让他常常写到深夜的那些信件，耗尽了他的精力，1913年当他60岁时，他退休了。并且战争期间的严峻进一步束缚了他。然而在1918年，当沃尔特·邓福德成为院长时，他当选为副院长，给学院提供了另外几年的服务，作为所有学院主要委员可信赖的顾问，并成为1926年新法令的带头起草人。在1933年，当他80岁时，岁月的沧桑积累成他的衰弱，他退向了邻近斯陶尔布里奇的克伦特，到了他继承自他的弟弟肯尼思、邻近他的姐姐史密斯夫人的一所房子。麦考利从未结婚，但尽管在学院时他是一个独居的单身汉，他在他的家庭关系中却从未感到过孤独，因为他属于一个有兄弟姐妹们的大家庭，属于一个有众多表亲们，侄儿侄女们的大圈子，这些在他的生活和感情中扮演着重大角色，给他以亲情和同伴情谊。　　对那些了解和喜爱他的风格的人们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令人愉快的伙伴，他是一个伟大的读者，对他喜爱的经典著作具有渊博的知识，记忆力也很丰富。他对内省和外侵（如果这个词可被创造的话）的缺乏，他的未被计算的和无意识的无兴趣，以及他清晰的感觉，使他比那些能够看到任何事物的方方面面，对自己和他人了解太多的人们来说，生活在一个更纯洁的世界中。　　他出生于一个以其好的外貌而突出的家庭，并且，特别是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历和性格塑造、雕刻他的面容，他呈现出一种高贵可敬的容貌。1927年罗杰·弗赖伊所画的他的一幅肖像，悬挂在皇家学院的联谊室中。他喜爱所有活动，无论在室内还是在野外。他是学院中遵循旧俗保留一匹马的最后一位高级成员，一直到战争时期，他经常与一班朋友们在邻近地方骑马打猎或骑马出游。的确，他直到70岁都追循着德文和萨默塞特。他极少感到有舒适和纵情的需要，他所具有的必定是属于这样一种品质：最能适应于它的目的。他的逝世使社会——他如此长久地服务和崇敬的社会——贫穷了许多。简言之，我们将怀念他，作为这样一个人：我们最钦佩的很多行为与感觉的原则支配着他，并且是自发地支配着他，在那儿没有任何选择或决定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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