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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争论继续进行着，但法国人正在节节败退。一位秘书忽然匆匆进来，带给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里包含另外一份在会议进行时从普卢默那儿发来的电报。首相立即以一种令人激动的语气读了起来。“请告知首相，”这位将军的电报是，“以我之见，食品必须毫不拖延地发至这一地区……妇女、儿童和病人中的死亡数目是极为巨大的，饥饿引发的疾病正在蔓延。人们的态度变得绝望，他们觉得，死于枪弹比死于饥饿更可取……因此，我要求对第一批供应的到达规定一个确切日期。”这封电报产生了可观的效果：对法国人来讲，提出卑鄙的、系统的阻挠变得非常困难了。我后来得知，整个事情是预先按步骤设计好了的，普卢默的电报是应来自巴黎的要求而发的，这个要求是那天上午传达给他的，以为下午作准备。

　　现在，法国人溃败了，但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同意了对德国的食品供应。但他们提出，在将此事通知德国人之前，德国人必须正式承认他们让渡船只的义务。这也被同意了。克里孟梭说，那好，马歇尔·福什将与德国人会面并将这消息转达他们。这些话说得光明正大，但劳埃德·乔治足够敏捷地看出，这里边有陷阱。显然，这个马歇尔可能设法以一种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拒绝的方式传达这个最后通牒。劳埃德·乔治摒弃了他的华丽修辞，以戏谑而幽默的方式说，不，这件事必须与船只打交道，与海洋而非陆地打交道；尽管他怀着对这位马歇尔的钦佩、在陆地上除马歇尔外谁也不服从，不，不服从任何人（伸出双手指着福什），但这位马歇尔在海上也同样内行吗？他，劳埃德·乔治，从未与他渡过海峡，因此不能确定地说（微笑）；但在英国，他将肯定陷入可怕的麻烦，如果他不保持一位上将在这种事情上的统治特权。威姆斯上将，我们的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送信的合适人选。这位马歇尔对这些话不太愿意，但看到他被奉承和打趣，就咧着嘴笑了，拽着他的小胡子。首相被出色的幽默所笼罩了；每个人都对打破束缚和压力感到高兴。立刻被同意了：这位上将应当传达最后通牒。这是一个棘手的时刻，劳埃德·乔治关于这位马歇尔晕船的喜剧式暗示，是一种创造气氛的妙想。

　　但克洛茨尚未屈服。他仍然压住黄金。应该允许德国人以任何其他方式支付，但不能用黄金。他宣称，他已显示出一种非常妥协的精神，已作出了重大牺牲，但对他来说，不顾他本国的利益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的。这（气势汹汹地，并摆出一副尊严之状）是他的职责。

　　我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攻击，凭着它，那可怜的克洛茨被击溃了。你们见过克洛茨吗？——一个矮个子的、圆胖的、长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修饰得很好，但有一只骨碌碌乱转的眼睛，他的肩膀有点塌。劳埃德·乔治一向厌恶他，轻视他；他简直想杀死他。妇女和儿童们在贫困度日，他喊道，而这儿的M·克洛茨，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地谈他的“黄金”。他身体前倾，作着手势，向人们表示出一位丑恶的犹太人紧紧握住钱袋的形象。他双眼闪着怒光，这些话带着一种如此强烈的蔑视迸发出来，以至他似乎在啐他。每个人都带着刹那的轻视和憎恨看着克洛茨；这可怜鬼蜷在他的座位上，显然畏缩了。我们几乎不知道劳埃德·乔治在说什么，但“黄金”和“克洛茨”这些词被不断重复着，每次都伴着夸张的蔑视。然后，转过身，他要克里孟梭对这些阻挠伎俩予以停止，否则，他喊道，穆·克洛茨将在那些欧洲传播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列。首相停下来环绕整个房间。这时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咧嘴而笑，向他的邻座低语着“克洛茨基”。

　　克里孟梭尽其可能地挽救他的部长的面子，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咆哮着说他的国家已被如何毁坏和掠夺；为此法国得到了什么担保作为回报？——仅仅几块黄金，几张证券，现在却正设想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一言以蔽之，他正被请求背叛他的国家，他绝不会这样做。

　　但事情真正结束了。豪斯支持首相，现在意大利人也是。六位日本人一直坐着，并仍旧坐着，静默地，僵硬地，令人费解地，是在这剧中另一个星球上的参加者。喝茶时间到了，卢舍尔和我被告知去另一个房间准备一份方案。黄金毕竟将被使用。

　　四天后我又在火车上，与威姆斯参谋去布鲁塞尔。这次，确定地，我们应当着手进行。但有一个障碍，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德国人将对船只放弃提供一个无保留的承诺，在他们被告诉我们的关于为他们供应食品的意图之前。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被教导：他们将不得不遵守他们的契约，无论我们可能做什么。但在他们已在斯坎显示的那种狂躁、激怒和怀疑情绪中，他们不会有可能拒绝，并坚持在他们关于船只约定自己之前要我们亮出关于食品的“手”？

　　罗斯·威姆斯，第一海军军务大臣，是一位新类型的海军上将，不像特里尔的布朗宁或斯坎的霍普。威廉四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一张有趣的挪揄的脸，带着单片眼镜，中年，喜欢快活。罗斯仍有喜调情的皇家海军低级军官的相当多的本能。在那种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在餐车里吃了一次很惬意的正餐。他以前从未在正餐时坐在一位教授身旁，他这样说，使我感到很惊奇。德国人次日将被他极端地迷惑了，他是半聪明的，低能的吗？或者他正远比任何可想象的东西更聪明地与他们玩游戏？他们从未下定决心是哪一种。直到历史尽头，我预料，今日的英国罗斯的个性将使中欧的理解迷惑。在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时刻，主持的德国人开始提出一些金融问题，关于其答案罗斯连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坐在会议桌下第三个位置。

　　因此没有任何躲避那些坐在对面的人们的企图，他转向我的方向，发出一个苦恼的信号，投过怕海的海豚似的一瞥，仿佛在说“看在上帝份上赶快告诉我回答这个蠢驴的问题应说些什么。”我将答复写在纸桌布上，将它撕下来递给他；他，在我写的时候，保持着一种嘲弄的绝望，就像带着它在学院会议上当麦考利正发言时院长（邓福德）经常喜欢盯着我的眼睛。但德国人简直惊呆了——对于他的完全抛弃最微小的这样的企图：保持知道这次会议讨论什么的形象，结合着他至高的泰然自若和不可攻击的，也可以说，地位上的优越，就像一位主持一个地方慈善机构的财政事务的幽默和和蔼的公爵夫人——这不知怎地使他们，如此严肃和自夸的，显得有点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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