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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基于比登科普夫的行为，科尔完全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给这位同学吃一点小小的苦头。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却既往不咎，依旧同比登科普夫友好相处。记者恩斯特·迪特尔·卢埃克在1980年8月31日的《星期日图片报》上，透露了这位反对党领袖对比登科普夫的看法：“科尔穿着衬衫，手里拿着一杯酒水混合饮料，靠坐在一个黑色皮沙发椅上，开口说：‘库特在杜塞尔多夫也够难的！’没有气恼，没有失望。这个人可以始终心安理得地使用‘光明正大’一词而不必为之脸红，尽管他的友情时常被人卑劣地滥用。”

　　也许正是因为科尔的宽宏大量和超群绝伦的政治才能，在联盟党内他一直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在1980年10月7日，联邦议院大选后的第二天，他再次被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以214票中的210票确认为议会党团主席。

　　科尔感到自己胜利在望。在波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快乐。这时，他不必像从前一样左顾右盼，隐匿锋芒。他领导下的议会党团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豪地承认了自己的反对党地位。当联邦总理施密特发表政府声明之后，科尔又以一个反对党领袖的身份针对声明中的缺点予以中肯的批评。科尔对施密特的指责是无懈可击的，施密特在羞愧之余，不得不承认声明确实缺乏远见卓识，没有向民众勾画出国家的美好前景。

　　不仅如此，施密特还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受到侵犯。这个反对党领袖科尔居然公开向总理建议，应该将外交政策和安全予以区别对待。这两方面曾经一直属于前联邦国防部长施密特管辖，但是，科尔现在却中规中矩地介入了！科尔绝非无能之辈！

　　总理施密特的领导力量在逐渐减少，他特别信赖的维利·勃兰特在这种情势下也异常清醒地同施密特的声明保持距离。他可不愿意同施密特一样受到科尔的攻击。联邦德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新闻媒介慢慢地淡化了原有的门户之见，对反对党领袖科尔产生了好感。1981年2月10日的《汉诺威汇报》用称赞的口吻评论到：

　　“人们几乎可以作这样的估计，联邦议院的真正获胜者将不再是施密特，而是科尔。实际上，这次联邦议院大选巩固了这位反对党领袖的地位，并削弱了联邦总理的地位，而且削弱到连悲观者到了10月5日还意想不到的地步。”

　　联邦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反对党进行责难。在科尔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施密特在议会中很难发挥他的口才。有时，他与科尔之间的辩论竟然像谈判一般，相互一问一答。不仅如此，科尔还注意辩论的策略，而不是搞盲目的唇枪舌剑。他的6位议会党团副主席同科尔配合默契，步步为营，迫使政府只有招架之攻，没有还手之力。

　　科尔的谈吐和风度俨然是一位咄咄逼人的国务活动家，不仅仅只是一个反对党领导人。施密特在这种攻势下噤若寒蝉，他居然不能从脑海中搜寻一句半句来回击科尔。

　　1981年3月9日，当科尔驱车前往曼海姆参加基民盟第29次党代会时，来到阔别多年的“玫瑰园”小憩。1947年科尔来到这里的时候才17岁，当时他是青年联盟的成员。为了倾听到库特·舒马赫的演讲，这个热血沸腾的小伙子，凭着一本假护照，从法占区路德维希港来到了美占区曼海姆。荏苒光阴，34年之后，当昔日的那位路德维希港人重温故地的时候，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的那位青年联盟的小伙子今日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

　　科尔徜徉在“玫瑰园”中回想往事，一时不由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在基民盟党代表会上，科尔遇到了施特劳斯。双方各抒己见，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使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联盟感”。在会上，科尔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基民盟、基社盟有义务为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而不能像施特劳斯所提倡的那样，一味地通过对政府的攻击以迎接议会大选这一“真相大白之时刻”。科尔说，联盟党准备再当4年反对党。

　　科尔的讲话赢得了包括基社盟头面人物施特劳斯、齐默尔曼·施托伊伯和多林格尔在内的人的喝彩。选举时，科尔以715票中的689票当选为联邦执委会主席。

　　科尔问鼎总理座位的雄心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他在基民盟党代表会上提出准备再当4年的反对党？科尔的言行很快引起了曼海姆记者的兴趣，当科尔接受这位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如果这届政府由于不再有能力治理国家而提前解散的话”，他将不会放弃从前的主张，即在合适的时候“通过边门进入政府”，而不准备“让一种目前不会使他获得成功的局势牵着鼻子走”。

　　科尔的声明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等待，等待自民党在不久的将来向联盟党的靠近，等待一个成为“德国政治的替代力量”的最佳时机，等待“直到权力自动落到他们的身上”。这正是科尔多年一直所奉行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策略。但是，这位反对党领袖绝对料想不到，在翌年的10月，他的政治抱负就得以实现了。这个事实的来临，对于文韬武略的科尔来说，是来得太迟了呢？还是来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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