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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弗兰茨的母亲死于1934年，比她的儿子多活了十年。她在世时我常与她见面，她是位安详、善良、聪明异常、可以说智慧横溢的女人，从她那里我得到了弗兰茨家世记述的补充材料。据她说，卡夫卡的父亲来自施特拉科尼茨地区（南波希米亚）的沃赛克。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是屠户。赫尔曼的青年时代是艰苦的、劳碌的，他的干劲和坚韧精神显然是无穷的。他的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照弗兰茨的母亲尤莉·卡夫卡的话说，也是“巨人”。弗兰茨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兰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著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售出那至今（指1937—一译者）依然存在的批发公司（位于旧城环城路）后，他还在布拉格市中心留下了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及其丰裕的生活供给在弗兰茨的想象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由像我这样不曾直接处于该家庭磁场内的，可以较冷静地旁观的人看来，这种崇敬有其符合实际之处，亦有某些夸张的因素。对于卡夫卡感情的培养来说，这种崇敬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心理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从我下面摘录的（批判性的）日记片断中看出来，这段日记生动地描绘了当初的父亲形象。弗兰茨写道：

　　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

　　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

　　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

　　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

　　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

　　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

　　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

　　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

　　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

　　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

　　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

　　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

　　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

　　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今天他当着来

　　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

　　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

　　么点不对劲儿。她十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

　　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

　　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现在我继续记述弗兰茨母亲的话。父系方面的祖母生于普拉妥夫斯基家，人们都说她心地非常善良，由于懂医，她在村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此外，在父系的祖先那儿代代相传的特点首先是战取生活的精神和掌握生活的能力。赫尔曼当过三年兵，步入老年后他也乐意回顾他的戎马生涯，一旦情绪较好（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他会唱起军歌来。他的父亲，即弗兰茨的祖父，能够用脚趾将一麻袋面粉从地面提起。有一次，一伙吉普赛人闯入了一幢平房的客栈，吓得战战兢兢的客栈老板把卡夫卡的祖父找了来。他将这些不速之客接了出去。假如我们掉过头来看看母系的先人，情况便截然不同了。这里面有博学多识的人，往往是些有奇异的癖好的爱幻想的人，另一些人则被这种癖好引入冒险的、异国色彩的或离奇的、隐居般的生活。

　　上面摘引过的弗兰茨的日记记述中提到过母亲的祖父和曾祖父的虔诚和（犹太教经师式的）博学声誉。在冰封的河里洗澡也是特别虔诚的人的一种宗教仪式，而不能理解成自然健身法，这种健身法当时还不存在，犹太人也不懂其妙用——刚才提到的这些男人出生于波利亚斯家，住在波德布拉得。祖父总是将宗教法则规定佩带的信教线挂在衣服外面，而不是塞在衣服里面。孩子门跟在他后面，嘲笑他，但他们过后便在（基督教的）学校里受到训诫。老师教导他们，不可取笑如此虔诚的人。祖父（应为曾祖父——译音）唯一的孩子死得过早，并因此而可能导致了祖母的自杀，这个孩子叫艾斯特·波里亚斯，她嫁给了雅各布·略维。这个结合产生了六个孩子，老二（尤丽叶·略维）成了弗兰茨·卡夫卡的母亲。老大（阿尔弗雷德）很早就去了外国，获得了许多勋章，后来当上了西班牙铁路总经理。他终身未娶，常到布拉格来，给弗兰茨的青年时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首先是由于弗兰茨期待着由他引入现实生活之途。弗兰茨向往遥远的国度，母亲有一个弟弟（约瑟夫）也在国外生活，他在刚果领导着一家殖民公司，拥有一支商队，这支商队有时达到一百五十人之众。后来他在巴黎生活，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舅舅的生活成了卡夫卡的创作源泉，成了卡夫卡完成的作品和计划中展现的许多异国景象。住在马德里的舅舅阿尔弗雷德应该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也是和蔼可亲的，家庭意识强烈（我认识他，但未给我留下轮廓鲜明的印象）。从给青年时期朋友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卡夫卡对他是多么失望。弗兰茨问他，“他是否有法子将我从这些事物中解脱出来，能否带我前往何处，使我终于得以着手新鲜的事业”。——弗兰茨始终视其法律职业为权宜之计，渴望能从事其他工作。他把他的青春愿望告诉这位舅舅，尽管十分含蓄，有保留，他同这位舅舅的关系在亲戚关系普遍的冷淡中不能说是不好的。母亲的另一个弟弟（鲁道夫）生活在科希热尔啤酒厂的会计岗位上，孤僻寂寞，由于信仰的转移加入了天主教。最小的弟弟（西格弗里德）在特里什当乡村医生，也是单身汉，后迁入布拉格卡夫卡家的房子，在弗兰茨生命的最后阶段中对卡夫卡进行一些医治，从而对卡夫卡的命运有所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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