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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弗兰茨的写作具有什么性质，对他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这要看怎么判断了。

　　上面已经说到过，“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是日记中最富启发性的一句话。从可惜只留下片断的弗兰茨对他与人本哲学家鲁道夫·斯泰钢博士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弗兰茨在其工作中经历的状况与斯泰钢博士描写的“慧眼卓识状况非常接近”。他把他的创作与一种“新的秘密学说、一种卡巴拉”相比。文学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职业”，这是他在给可能的未来岳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信中说的话。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表达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义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缩，不可遏止地萎缩。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我满足。可是我进行那种表达的力量是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一去不复返，也许它有朝一日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状况总之是不利于它的。我摇摇晃晃，不停地飞向山巅，却几乎一刻也不能在那里驻足。“——我有一个使命”，他在另一处宣称。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指一个纯文学的使命。人们不曾发现，实际上宗教的因素从一开始就立于文学因素的后面——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观的独特形式出现的宗教因素，是一种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义地充实了生活的像样的工作的宗教，是适应与大众团体共处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

　　“孤寂只带来惩罚。”这句话是一个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儿不断再现，在他最后写成的短篇小说《约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积极。1914年1月6日，他在读完笛尔塞的《经历和创作》后写道：“对人类的爱，对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缄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观察位置上。”在给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与其咬舌头，宁可咬生活”）已经反复出现主动介入这个主旋律。1913年末可以找到这么一段话：“人类的一致性为每一个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顺的人）所怀疑，哪怕仅仅在感觉上；可是它却以全体人类或个别人的发展的完美的、不断再现的共同性显示在每一个人眼前，或似乎在显示。即使在个人最内在的感觉中也不例外。”——说这话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现最极端的人类隔阂和寂寞，比如所有动物故事（动物的灵魂无法与人沟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记载的那个以下述句子开头的残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时间在俄国内地一条小铁路旁任职，”小说后来写道。“嗡嗡之声不绝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爱吗？”——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斗；对孤独的渴望和追求团体生活的意愿。可是要想理解他，只有认识到，他原则上否定向往孤独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也必须认识到，生活在集体中和有意义的工作中（长篇《城堡》主人公K．徒劳地试着闯入这种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同样，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许多关于单身汉生活的描述，也完全应该作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对应图像、对应象征来理解。——卡夫卡为了他的创作劳动而需要孤寂，即一种高度的聚精会神，这种状态有时由于一次谈话便会受到干扰，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记中可以读到这类例子。但是他仔细地反省自身。1911年底他对自己作出判断：“在过渡时期，比如最近这一周或至少目前对于我来说便是，我经常感受到一种悲伤的、然而泰然的对我的感情冷漠的惊讶。我与一切事物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达其边缘。”再看1912年3月：“文学是我唯一的天职，除此以外我一概毫无兴趣，因而是冷酷无情的，——谁来证实这一真实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认真了！文学工作本身对于你来说仅仅是真正充实的生活的象征，当然它同时还具备更多的意义：它便是事业本身，是你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力量的正确利用。这正是你对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滥用现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败，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职”中去，并以这种方式走进“法”的大门，将企图阻止你的凶恶的守门人推开。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存在着许多诱惑。“听信了一次夜铃的误响声——便再也不可挽回了。”“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还在那时候，印度的大门已经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国王的宝剑指明。今天那些个大门移到别处去了，更远，更高；没有人指明方向；许多人持着宝剑；他们持着只是为了挥动，而那追随其挥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短篇小说集145页）尽管如此这般，“不可摧毁的”因素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我们寻找着它，在“远离亚历山大战役的地方”阅读，翻着“我们的旧书的书页”，等待着“皇帝的圣旨”下达。正如塔尔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完全一样的弹性关系所教导的一样：“没有交给你完成这个功业的使命，然而你却不能束手退隐。”

　　尽管日记中许多可逐字逐句引证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学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的事业与福楼拜略有不同，对于福楼拜来说，艺术确实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义，而且福楼拜几乎总是（注意，是几乎！）怀疑地、敌视地观察着存在。卡夫卡则相反：“我们的艺术是一种被真实弄得眼花绦乱的存在，那照在畏缩的怪脸上的光是真实的，仅此而已。”艺术乃是宗教认识的反照。但是并非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边的道路（退缩者也看到了这条道路，只是他退缩了），而且也在上面陈述过的意义上：作为力量的生育者，作为根据自然状况充实生活的导师。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断言：“我写了几天了，希望持续下去。今天我并不像两年前哪样完全不受干扰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无论如何获得了一种意义，我有规律的、空虚的、不可理喻的单身汉特点的生活得到了某种辩白。我又可以同自己对话，而不再凝视全然无物的虚无了。只有这条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转。”

　　于是，艺术在此服务于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宗教原则。它作为劳动，作为上帝给予的优秀的、创造性的能力的发挥而与人类进行的其他有意义、有建设性的劳动并驾齐驱，引导写作者脱离无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为的集体中来。根据卡夫卡的观点，光写得出色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为地球上货真价实的公民。我永远不能忘怀，卡夫卡怀着多么深沉的激动给我朗读福楼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维的《往事录》结尾那一节。这一节中叙说的是，福楼拜如何为他的偶像“文学”而奉献了他的一切——爱情、温柔，一切；女作者问道：他在最后几年里是否对自己偏离《共同的道路〉”感到后悔。在福楼拜最后几次与她一起散步时，有一次激动地对她说了几句话，使她相信是那么回事。他们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爱的孩子们中间见到了她。在沿赛纳河回家的路上，他说：“他们生活在真实中……指的是这个正派的好家庭内部。‘是的’这话他着重地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他们生活在真实中’。”卡夫卡经常引用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光有艺术不足以建设真正的生活。但是艺术在这个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发端，是最里面的圈子，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其他圈子。从这里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剧，即周围状况阻碍着他，不让他朝着充实的，因而在他意识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迈出第一步，不让他说完他的祈祷文，而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这么做的。假如他能够得以发挥他的艺术能力，那么以后的其他一些事情也会更为圆满。由于此事未能实现，逼迫而来的毫无乐趣的谋生职业的有害影响便渐渐地进入了超验的深渊。

　　我并不是说，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够迈成，他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没有这第一步，失败的结局当然是肯定无疑的。只有这一点可以确认，其他则谈不上。确实，看起来，卡夫卡的一些问题至少是濒临于绝对不可解决的边缘。然而，一旦肉体和心灵的坚韧不拔达到最高极限（正是那不喜欢的职务像那阴影笼罩的父亲一样从一开始就阻止着那个最高极限），在卡夫卡后来的发展中会出现一些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预料之外，我对此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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