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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只有一辆敞蓬汽车用于从疗养院到维也纳间的交通。风雨交加。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车上，试图用自己的躯体为弗兰茨遮风挡雨。

　　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热烈的忠诚。他中断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后来在肺病治疗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从那时起直至弗兰茨辞世，将全剧精力投入了对这位珍贵的病人的照料之中。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这两个人戏谑地自称弗兰茨的“小家庭”，这是在看着死亡到来时的一种亲密的共同生活。弗兰获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据我一次看望他的体验，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好像全然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似的。在维也纳医院（哈谢克教授处），他情况不佳。为了给他争取一种考虑更周到的治疗，比如一间单人房间，作了许多努力，全是徒劳。有几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旁边，过后他怀着极其钦佩的心情对我。谈到那个牧师的耐心，他坚持守候在弥留者身边安慰他，直至最后一刻，而医生们“早就溜之夭夭”。我写信给维也纳有影响的人士；韦尔弗激烈地为弗兰茨说情，然而那个相当没有心肝、没有文化修养的教授同样激烈地声称，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只是多少多少号房间的病人。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叫韦尔弗的人写信给我，让我为一个叫卡夫卡的人做点什么。谁是卡夫卡，这我知道。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可是谁是韦尔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终于促成弗兰茨于四月底迁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这是个环境优雅亲切、光线明亮的所在。韦尔弗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哈谢克教授声称，留在医院里对卡夫卡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因为这里有一切治疗手段和疗养可能性。他非常不愿意放他走。”卡夫卡在基尔林度过了最后几周。他住在一个美丽的、用鲜花点饰的房间里，窗外一片绿色，周围是他的两个忠实的朋友。在疼痛不厉害时，他过得轻松、愉快。

　　诺伊曼教授和讲师奥斯克·贝克博士来到基尔林病人营。我摘录后者5月3日写的一封信之内容（致菲利克斯·威尔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尔林去。卡夫卡先生咽喉内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时。吃东西时疼痛更其加剧，以致几乎不能下咽。我可以断定他喉头里正在发生一种毁灭性的结核病变，软骨的一部分也牵扯在内。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术。我给喉管主神经注射了一针乙醇。今天笛芒小姐又打电话给我，为的是告诉我，那一针只管一时，疼痛以同样强烈的程度再次出现了。我向笛芒小姐建议，带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为诺伊曼教授也估计他还能活大约三个月。笛芒小姐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她认为，这样会使病人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了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亲属完全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从心理上说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牺牲的、感人的方式为病人效劳），理解她为什么希望再召一批专家到基尔林来会诊。因此，我必须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无论在肺里还是喉头都处于一种任何专家都无能为力的状况，只能通过潘托苯或吗啡来减轻痛苦。”

　　在最后几周内他应该尽量少说话。因此他通过在纸条上书写来沟通。我拥有一些这样的纸条。有一次他写道：“那篇故事有个新题目，《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这种夹着‘或’的题目虽不很漂亮，但在这里也许有二特殊的意义。有点像一架天平。”他时不时想到父亲，想起与他一同去游泳场，想起那食欲旺盛的吃喝。他告诉朵拉，“当我是小孩时，我还不会游泳，有时我同父亲一起到浅水池去，他也不会游。然后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儿，每人要了一份香肠，半升啤酒。父亲一般自带香肠，因为游泳学校里卖得太贵。你应该仔细体会一下，一个魁梧的男人手里牵着一个小小的、畏怯的骨头架子是什么样子，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小更衣室内怎么在暗中脱衣服，然后他怎么拽我出去，因为我感到害羞，他怎么想要把他所谓的游泳本领教给我，等等。可是在此之后有啤酒喝！”他虽是个不喝烈性酒的人，一个素食者，他却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类；有时他闻闻饮料，夸赞其出色的香味；别人永远搞不清楚，他的话是嘲笑还是一本正经说的。最后他有几次又饮起啤酒和葡萄酒来，惬意一番。“你没有感觉到莱昂哈德在做听写练习时面前放着一杯‘谱索尔’酒吗？”他在一张对话纸条上这么写着（这里面的莱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生命力的画面占上风：“我的堂兄，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叫罗伯特的人已经年约四十，当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师，很忙，既忙于工作又忙于娱乐），当他下午五点以后来到索菲亚游泳学校，三两下脱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头美丽的野兽那样有力地在那里来回翻滚，只见水珠飞溅，目光炯炯，转眼就游得很远，向堤坝处游去——这真叫律。而半年后他死了，被医生折磨致死。一种神秘的脾脏病，人们主要用注射乳液来治疗，明知什么都无济于事。”关于他的状况他也写了很多，关于当时的需求、药物、变化。他要求弄“那么一顶从水中捞出的大礼帽”。其间有些话如“国王们的儿子们”，“向着深处，向深处的港口”。他很疲倦，很不耐烦。但时而又出现了：“马克斯5月27日生日。”“经常给护士一点酒喝。”“在这里赠礼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么点内行。”“赠送是一种幸福，这肯定能给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间带来快乐。”“当心别让塞在花瓶里的最下面的花受罪。怎么能让它们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许真是最佳方法。”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维也纳再次探望弗兰茨。发生了一幕奇特的场面。当我星期六下午到编缉室去时，有人招呼我，“快接电话去，一位女士刚从维也纳打来的。”大衣都没脱，我赶紧跑到电话间。是朵拉，她用这话问候我：“你刚才打电话来过。”我：“没有，这会儿我刚到。”朵拉：“布拉格来电话。是布拉格日报。所以我问问你。”我多方努力，这件事却始终是谜团，因为《布拉格日报》虽然常打电话去维也纳，但从不打到基尔林。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没有一个在那天打电话去基尔林。这次基尔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笼罩在死亡的信号中。我刚要离开住房时，听说我们这儿一个年轻人在他的住处滨海死亡。火车上一个身穿黑色服装的女士与我搭话，我没有马上认出她来。那是图萨尔部长的遗编，她向我述说她丈夫之死，述说她的不幸。在维也纳我未同任何人说话，只是从火车站赶到旅馆，从旅馆赶到火车站。早晨我坐第一班级列车前往修道院新堡，从那里前往基尔林。待到晚上，再坐车前往维也纳，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上午弗兰茨精神清爽，与所有医生证明相反，我觉得他的情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谈到了我们下一次的会面，我计划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将再次经过维也纳。朵拉首先告诉我的，弗兰茨向我证实的（他不能多说话）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他想与朵拉结婚，写了封信给她虔诚的父亲。在这封信里他阐述道，他虽然以朵拉父亲的标准来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犹太人，但却是一个“忏悔者”，一个“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这个虔诚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那位父亲拿着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权威对他来说高于一切的“给盖勒尔·莱伯”那儿去了一次。这位拉比读了这封信，扔在一边，言简意赅地只说了一个“不”字。不作进一步解释。他从来没有解释的习惯。这个神圣的拉比的“不”字通过弗兰茨马上到来的死亡得到了证实；那位父亲的回信在我到达前刚刚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话题，弗兰茨已把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他微笑着，但显然受到了影响；我们尽力使他转到别的思路上去。但一会儿后，朵拉就把我引到一边，悄声告诉我，每天夜里有一只猫头鹰出现在弗兰茨的窗口。这死亡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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