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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5.参议员不但从来不忘记他的支持者,还经常争取他的反对者。他总是愿意忘掉分歧,宽恕诋毁他的人。他并不永远记恨,而且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不应进行报复。他经常提醒共和党人,他同索顿斯托尔合作,他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政策措施以及他的独立投票记录。他经常使工商界人士知道,他努力繁荣马萨诸塞州经济和制止工会的不法行为。他告诉主张削减预算的人们,他对参议院“第二胡佛委员会报告”起着领导作用,并且向他们散发他父亲的另一个老朋友赫伯特·胡佛的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翻印本。意裔美人为他同弗科洛的不和而激怒,码头工人因为他支持圣劳伦斯航道而怨恨他,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会员被他的劳工改革工作搞得不安。而黑人又因为他投票赞成陪审团审判问题修正案而对他有所疑忌——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收到他寄去的材料,强调他为他们的利益所做的工作,他对他们的事业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的支持。此外,当然,他保证做到对一切来信立刻作复,对所有来访者都表示亲切的欢迎,并尽量亲自处理州里的问题。

  肯尼迪竞选的做法在许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做法后来也应用到总统竞选的预选中去,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

  在1958年,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找不出一个愿意对抗肯尼迪的重要候选人。有些共和党战略家建议不反对肯尼迪,以便抑制民主党人出动对他投票的热潮。波士顿《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一甚至建议两党都支持他。已故的比尔·坎宁安写道,共和党人“不可能战胜他。他们不能借用一个更好的人,他们自己肯定没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一致推举他呢?”

  约翰·肯尼迪比对手多得了八十七万三千余张选票,以创纪录的三与一之比赢得了连续第五次的政治胜利。这是马萨诸塞州历史上任何一个候选人所赢得的最大多数票和最大的总投票数。

  他使民主党的全部候选人同他一起在州内各地都赢得了胜利,并使民主党第一次在该州的议会里赢得了多数。着眼于1960年的总统选举,肯尼迪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家中已造成了他所希望造成的印象。同争夺国内重要职位的候选人相比,他赢得的胜利更要大些。

  在本州各个县市,不论其政治、经济和种族情况如何,他都赢得了胜利。在马萨诸塞州历史上竞选公职的人中,他是第一个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的人。他并没有象一年前所预测的那样丧失一部分黑人选票。与此相反,他在黑人州议员林肯·波普的选区内得到的票数比波普还多。

  §竞选副总统

  肯尼迪的姓名经常被人提起,认为他是副总统的一个可能人选。在我1955年11月22日写给参议员的一封信里,我建议他为自己的健康辟谣时,曾提到人们的这种说法。1956年年初,我们第一次从西奥多·H·怀特那里听说史蒂文森在考虑提出肯尼迪,怀特当时正为一份全国性的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民主党的特写。他说,史蒂文森阵营里的人告诉他,正在考虑的副总统人选有两个南方人(戈尔和克莱门特,都是田纳西州人)和两个天主教徒(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和纽约州的瓦格纳)一提出其他三个人的姓名看来显然是作为贬低总统候选人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和纽约州的哈里曼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怀疑整个这件事是一个“骗局”。

  但是种子一旦入土以后,就在崇拜肯尼迪的人们的思想上(即使不是在参议员自己的思想上)扎实地成长起来了。康涅狄格州州长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第一个支持他,接着是罗得岛州州长丹尼斯·罗伯茨。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卢瑟·霍奇斯说,肯尼迪在南方是可以接受的。当参议员继续以好奇甚于关切的心情观察着整个问题的时候,报纸和杂志上的一阵惊人的暴风雨式的报道和社论都热情洋溢地宣传他的可贵的特点。

  肯尼迪究竟何以会被提出来的呢?他的畅销书和他所发表的越来越多的演说,使他比大多数民主党官员更有名声。他的朝气蓬勃、风度翩翩、坦率耿直、处事稳重,以及英勇的战绩,使他对一些新的和不抱成见的投票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在电视屏上的露面和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据说,他的宗教信仰会有助于维护民主党的竞选名单,抵挡关于共和党说他们“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指责,并且有助于抵消史蒂文森离婚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日益清楚的是,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有利条件。据说,史蒂文森本人就曾对他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影响表示出一些疑虑(他还担心肯尼迪的健康和他对民权问题是否热心)。为了副总统人选问题而递送到史蒂文森办公室的信件中有很大一批是反天主教和反肯尼迪的。匹兹堡市长戴维·劳伦斯对史蒂文森说,竞选名单上有一个天主教徒就意味着必然失败。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也抱着这样的见解。

  那年年初,《展望》杂志上一篇新闻报道的作者弗莱彻·克内贝尔给肯尼迪办公室送来一份同那篇报道类似的报告。参议员完全乐于不当副总统,不过他不甘心因自己的宗教信仰问题而被否定。他要我把我在收集的一些材料交给克内贝尔,这些材料说明潜在的“天主教徒选票”的增加,可能有助于抵消任何损失。克内贝尔要我对这些材料进一步加工,为他的《展望》杂志写一篇文章。其“结果,就是在几个月以后写成的一篇十六页的备忘录,其中包括统计数字、引文、分析和论据。它综述了史蒂文森需要夺回的那些居战略地位的、在一般情况下会投民主党的票的天主教徒的投票问题。

  参议员肯尼迪不喜欢人家越来越注意到他的宗教信仰,更不喜欢冒险使自己的助手被宣扬为这种争议的促进者。我们同他的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民主党康涅狄格州委员会主席约翰·贝利商定,要他承担搞这篇备忘录的责任。这份“贝利备忘录”并不冒充是一份全面的、客观的研究文章,它是对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提名一位天主教徒做副总统的那些意见的一项政治性答复。

  使参议员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宗教信仰以外的有利条件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1956年8月1日,我写信给施莱辛格说:“参议员认为如果他被选中,他宁愿是根据这一点(他的其他条件)而不是根据宗教信仰。”

  我们在8月间带着大量材料去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施莱辛格悄悄地把史蒂文森阵营内的想法不断通知我们。在他的建议下,我早几天先出发去试探一下气候。在史蒂文森的助手中(除了阿瑟以外),我发现牛特·米诺是热忱的,比尔·布莱尔是友好的,其他的人则是态度不明的。在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赖弗和芝加哥商品市场(这是约瑟夫·肯尼迪的企业,由施赖弗帮助管理)的帮助下,我成功地为我们的住宿和证件问题作好安排,但是在政治方面却进展很少。

  ①即阿瑟·施莱辛格。——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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