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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威尔伯·米尔斯,如同前一年在处理贸易法“小”赋税和其他法案时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极有帮助的伙伴。他为他的同事们所尊重,他对自己的工作有很丰富的知识,并且是一个细心的有计算头脑的人。没有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能够比他更牢固地控制着自己的委员会。1958年他担任拨款委员会主席时提出的第一个法案遭到了失败,他为此感到很窘,从此,这位阿肯色州众议员在没有获悉他的法案会获得通过之前,就决不向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他工作起来总是慢吞吞的,小心谨慎的,深思熟虑的。有时,冗长的听证会和拖延时日使总统恼怒。“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对我说,“英国人也有一个按比例来说比我们更大的减税法案,从准备、提出、通过到付诸实施,目前已在从中得到好处了,可是我们却还在举行什么听证会。”

  最后,当众议院准备投票表决时,总统再一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一次演说稿曾经再三推敲,使其简单明了。有一份草稿是经济专栏作家西尔维亚·波特草拟的,因为总统很赞赏他的文章。文章中插入了若干例证,说明法案将会如何减少一个典型家庭缴纳的税款,而他们节省下来的税款如何又将会用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统喜爱的一些统计数字如;每天应提供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平均每四十四个月就出现一次衰退;六十年代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将比五十年代多七百万。演说还包括了一些他自己惯用的句子:“我们需要减税,使现在这股势头的动力不致消耗光”;“我们这个国家是整个拱门的拱心石”等等。

  这次演说获得了成功,这项法案也获得了成功。

  肯尼迪的赋税法案,最后借助于他的继任人终于制定为法律,这项法律颁布的前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时期,这项法案及其成果已成为约翰·肯尼迪在经济方面的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坚韧性的纪念碑。对于曾经长期支配这个国家的那些最为顽固的财政上的神话和恐惧心理来说,这座纪念碑标志着对它们的断然的否定。虽然国际收支逆差和保守的国会阻止他过分倚恃民主党惯用的更低的利息率和更高的预算案这种补救办法,但是他还是摆脱了陈规,开创了新的途径,从而打破了战后经济衰退的趋势。虽然我们不能说全国和国会在接受他的法案的同时也完全接受了他的哲学观点,但是他的行动比一代人的演说和讲学更能阐明一度被称为“沉闷的科学”的经济学。

  在制定这项法案的过程中,肯尼迪自己的思想不久就很起作用。他在一封给加尔布雷恩的信中要求就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个特别问题提供资料,他要求提供“你认为适当的、尽可能多的技术性细节,而不要受到你在同一个非职业经济学家讨论问题时可能感到的那种限制”。对此,他还草草地加上一句道:“——但是,在哈佛大学拉斯·尼克松的指导下上过经济学A课程的人,对经济学知道的可也真不少。”

  不管他在经济学A课程中学了些什么,他在白宫却接受了良好的经济学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其他重任的人,他是一个好学生,而就整个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好老师。

  ◎第十四章 反通货膨胀——钢铁价格的争端

  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群众大声疾呼道:“记住,如果你们希望通货膨胀,希望物价上涨,你们就投我们对手的票。”1961年,许多专家认为,副总统的推论是错误的,不过他的预测倒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设想随着经济的恢复,通货膨胀是肯定无疑的。然而约翰·肯尼迪竟然表明,尼克松的预测也同样是错误的。

  专家们对肯尼迪并非缺乏信心。他们只不过知道,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物价通常总是上涨——肯尼迪增加国防、空间和反衰退等开支,就会造成据信将引起通货膨胀的那种庞大的预算赤字——民主党人对工农一贯的同情通常会导致较高的工资和粮食价格——民主党人对高利率和紧缩通货的一贯反对也会招致通货膨胀——而且总统无权阻止强有力的工业界和工会采取提高物价和增加工资的措施。他们估计在致力于制止通货膨胀的共和党政府的连续任期内,物价上升了近百分之十,那末又怎么能希望致力于更大的经济增长的民主党人肯尼迪做得更好些呢?

  但是约翰·肯尼迪却决心要做得更好些。党和历史上的种种先例没有能阻挡他这样做,因为他面临着一场世界性的对美元地位的威胁和经济上的长期萧条,而这种情况在现代也是没有先例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产生了一种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如果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太高,这种危险就决不能避免。如果物价上升得象收入一样快,那末他的整个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社会保险、法定最低工资和福利津贴等的领受人用较多的钱购买到的东西不比过去为多,那末这些钱的增加也并不代表什么进展了。

  如果国防部和其他采购机构不得不多付钱少买东西,那末他想使预算案显得精明节俭的努力,也就注定要失败的了。如果通货膨胀开始螺旋形地上升,他想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长期保持低利息率的努力也就注定是白费的了。而他要帮助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领养老金的人、领年金者和其他显然贫困的人——所作的努力将会象他的经济咨文所说的,由于“对这些软弱无力者的冷酷压力”而受到最大的挫折。总之,除非打破这种惯常的通货膨胀,否则他的整个经济计划都会受到损害。

  他并没有被通货膨胀问题缠住而置其他问题于不顾。他并不重视有些人所说的,通货膨胀对我们的经济比失业问题危害更大;也不重视另一些人的看法,即认为由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在眉睫,所以他们要反对增加开支和减税的一切提议。但是他也不听从人们轻易作出的诱惑人的辩解,甚至包括象。时代》杂志这种保守主义的堡垒的说法在内。这个刊物在1962年6月1日曾经断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是不能并存的,“通货膨胀长期以来就是经济繁荣的同路人”,“一个繁荣的、日益增长的经济的代价是,每年‘正常’地或有控制地通货膨胀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而‘正常’通货膨胀的替代物……是经济停滞或明显的衰退。”

  他不赞同使经济继续萧条,以便推迟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他也不愿意紧缩长期信贷或回避必要的开支,来对付通货膨胀。同时,他也不赞成在和平时期实行管制或者实行管得很紧的经济制度。挑战是明显的,答案却不明确。但挑战一定得予以答复。正如伍德罗·威尔逊倡议建立起一个现代的货币和银行制度,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倡议采用了一套比较现实的预算政策,约翰·肯尼迪也认识到,新的国际收支问题已不允许使通货膨胀的状况继续存在,于是断定,对于在一个自由的、日益发展的经济体制中物价仍不断上涨这个甚至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正视的时候了。

  一旦他承担下了义务,他就不会回避。他同钢铁工业巨头的这场战斗就是同这场通货膨胀作斗争的主要标志和主要转折点。就象他在谈到这场战斗时所说的,“大喊大闹之后不能取得成功是没有意义的。拿总统职务去孤注一掷,然后败下阵来,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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