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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布劳想谈点什么很快就明白了。他坐在靠近总统摇椅的沙发上，交给总统一份美国钢铁公司油印的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宣布每吨钢铁涨价六美元，即四倍于新的劳资协议中规定的成本价格。总统大吃一惊。他感到他的反通货膨胀的全部计划，他的保护我们黄金储备的全部努力，都将化为泡影。钢铁工业是他作出了最大努力使价格稳定的工业，是受到外国竞争与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折磨的工业。如果该工业可以对他发出的、为了国家利益而自我克制的呼吁进行愚弄，那末国内所有的工业部门和所有的工会此后都会感到可以毫无约束地来向他挑战了。

　　最重要的是，他感到受愚弄了。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曾亲自会意地接受他的帮助，同工人订立了一项不会导致涨价的合同。总统的威信和权力被利用来帮助说服了钢铁工人工会，要他们为了稳定价格而接受公司提出的较低的工资。如今签合同的墨迹未干，钢铁工业的资方却宣布所有产品大幅度的、全面的涨价。正如总统后来说的，“这牵涉到信用问题。工会方面很有理由觉得，他们被引入了歧途。”——其他工会没有一个会再听从他发出的自我克制的呼吁了。他很冷淡地对布劳说，“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布劳直到后来才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重大的错误。

　　总统很恼火，但克制住了。他把阿瑟·戈德堡请来了，戈德堡却没有他那样有克制。当这位部长知道布劳已将他对报界的声明发给各通讯社和新闻广播网，准备在晚上七时公布时，他严厉地驳斥了这位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的辩解——即作为一种“礼节性”的行为，已向美国总统递交了有关这一既成事实的油印新闻发布稿。戈德堡把这一行为称为“耍两面派手法”，是背信弃义的，违背了参加谈判各方所明白理解的原则，违背了国家和钢铁工业的最大利益，违背了戈德堡向总统作出的保证（说布劳和麦克唐纳两人都是信得过的）。布劳表示遗憾，试图把他的行动说成是对股东很有必要的，随后就离开了。后来，他相当软弱无力地说：“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的解释。”

　　总统下一个安排好的事项是为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是一次额外的招待会，定于早餐之前举行——检讨一些问题。这是塞林格不在的时候由助理新闻秘书安德鲁·哈彻安排的。哈彻、沃尔特·赫勒、麦乔治·邦迪和我在总统办公室隔壁肯·奥唐奈的办公室里等待举行这次会议。等布劳离开后，总统叫我们进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他的怒火上升了。他的职责遭到践踏，他的职权也被利用了。他是得到钢铁工业界人士的同意才进行干预的，其目的明白无误，是为了保持价格稳定，现在这样一来，这种干预在工人和美国人民眼里至多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从最坏方面来说则是愚蠢的。他回忆起他那位当过大使的父亲在钢铁工业界的短暂服务期间以及他在海运委员会同钢铁工业界领袖们进行的斗争时说：“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钢铁界的人都是畜生，但是我直到现在才认识到他这句话多么正确。”

　　我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互相责任，在这时和在那种情况下提高价格，不仅使经济受到挫折，而且是对总统职位和总统本人的公开侮辱。他后来说，“如果我不能使他们撤销的话，那将是美国总统蒙受的一个严重挫折。”没有一位总统会不进行一场斗争便接受这种做法的，也没有一个人竟会认为约翰·肯尼迪会接受得了。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后来说：“美国钢铁公司对总统耍两面派手法是看错了人啦。”

　　然而，钢铁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成功地公然蔑视总统，他们对肯尼迪的挑战是在他没有什么回击的武器和毫无可资借鉴的先例的领域里进行的。钢铁工业接受了总统的斡旋一随后又辜负了他的信任。要不是因为除了在经济方面的挑衅外，还有这一事实，那末历史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总统在宣布这一消息后，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此有什么办法？”

　　我们主要的希望是要造成一种气氛，阻止其他公司跟着一同涨价，并且促使美国钢铁公司撤销涨价的决定。我们认为，只要有一两家主要的公司拒绝一起涨价，那末市场上的压力就会迫使领先抬高价格的人改变态度。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查明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自信能够不顾一切明显的经济压力悍然宣布不合理的涨价并坚持下去，我们主要的职责是要判断它的这种作为是否违背禁止垄断的法律。总统心中考虑好这两种途径后，立即打电话询问司法部长和参众两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向报界发表声明的情况，同时又同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讨论政府准备如何应付美国钢铁公司，接着便指示戈德堡、赫勒和我为星期三下午的记者招待会准备一份声明。他遗憾地说，那天晚上他不再同我们会商；因为白宫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全体国会议员招待会。他回忆起前一年的招待会也因猪湾事件而遭到了破坏，不禁苦笑着说，“我决不再举行另一次国会议员招待会了。”

　　戈德堡、赫勒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同事克米特·戈登全到我的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讨论了第二天发表声明所需要的材料。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劳工统计局通宵搞出了必要的数据，说明钢铁工业何以不需要涨价，以及涨价会如何危害到全国。在国会议员招待会上，总统同来宾谈笑风生，握手言欢，在应酬的间隙中，他又同副总统、参议员戈尔以及随后到达的戈德堡和我商谈了行动步骤。在这以前，他还通过电话几乎是道歉地告诉了戴维·麦克唐纳。麦克唐纳向他保证，钢铁工会会员不会认为总统是故意欺骗了他们。

　　第二天，星期三上午的早餐记者招待会，几乎完全集中在钢铁涨价的问题上。阿瑟·戈德堡也出席了招待会并告诉总统他打算辞职，他无法再对任何工会宣传工资要求应有所克制了，而且他希望公开承认自己失职，以致使总统遭到这样的侮辱。总统压下了这个请求，他最后还同意延缓自己向国会提出采取立法措施的紧急咨文，而集中力量利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来动员舆论。

　　阿瑟·克罗克写道，总统“一定要到他的职责、国民以及他本人受到根本性的触犯这种罕有的时刻，才会勃然震怒”。这一次就是这种罕有的时刻。由于我面前摆了许多经济数据，由于其他钢铁公司把价格提高同样数目的消息不断传来，还由于总统和司法部长两人都作了大量的修改，那次记者招待会开始时发表的那篇声明是写了又写的。每一份新的修订稿却更强烈地反映出总统那种完全铁面无情的决心，即要使钢铁工业界和公众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这篇声明直到我们乘他的轿车前往国务院礼堂去时才完稿。

　　当他宣读这份声明时，他的声音是冰冷而镇定的，听起来很象当年罗斯福指控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冷静，而不象某些不在场的人事后所说的那样，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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