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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加文大使后来常说：“戴高乐那项断然的声明说，美国应不干涉欧洲事务……只在需要的时候才担负起责任来……他这种冷酷强硬的态度几乎使我大吃一惊。”肯尼迪倒并没有大吃一惊。1961年，他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看到过，并且从戴高乐的嘴里也听到过这一番议论。然而，他说，他们的会谈“是再亲切不过的，我对他也是再信任不过的了。我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关于未来问题的明智的顾问……他对我们坦率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远比在表面上显得意见一致更感兴趣”。总统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将军仅仅是一位怀念过去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却同意另一种看法：认为法国总统是容易生气、毫不妥协、妄自尊大、反复无常并且是难以取悦的。

　　例如，戴高乐常常谈到需要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鉴于该组织成立后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肯尼迪也认识到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在总统访问之前先到巴黎去安排访问事宜。在这期间，法国外交部一再暗示，由于戴高乐不是那种提出要求的人，肯尼迪应该就如何改组北约组织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显然，戴高乐自己的下属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肯尼迪就征求了他的意见，但是他得到的只是含糊而笼统的答复。将军确实对肯尼迪说过，他认为应把联盟组织起来，以便对共产党人在柏林的每一行动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但是在两个月内，他对一切建议既不参与还表示反对，这就使那种态度根本不能实现。他还告诉肯尼迪，艾森豪威尔那种原则上同意、实际上不行动的习惯使他感到失望，并说多作一些政治和军事磋商是有必要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关于组成三人理事会的计划，因为在这个理事会里法国将代表西欧大陆所有的国家说话。但是他同意他们两人之间应更多地举行会谈，并同意在外长级和参谋长级上进行更密切的磋商。

　　然而，这个协定也一无结果。戴高乐对肯尼迪给他的关于核问题和柏林谈判的一些信件的答复是尖锐的、含糊的，或既尖锐又含糊；电话联系的尝试由于两人都使他们的译员不知所措而失败了，所有要同将军或他的代表再次会谈的邀请都被彬彬有礼地搁置下来。例如，1962年9月，戴高乐通过阿尔芳带口信来说，他喜欢肯尼迪，喜欢他们上次的会晤并乐于和他再次会晤，然而由于在一长系列问题上要达成牢固的协议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会晤时机还未成熟。（这个口信与肯尼迪本人拒绝同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议极为相似。）1963年下半年，将军勉强同意于次年3月访问美国。阿尔芳大使建议会晤地点在棕榈滩。肯尼迪说，“要是让戴高乐看到美国生活最不好的一面，那可糟透了。科德角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那里在3月份不会比科龙贝双教堂（戴高乐所住的地方）更阴暗一些。”

　　肯尼迪对戴高乐在政策和立场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持几分讥讽的态度。这位将军赞成在东南亚（他在那儿是没有力量的）实行中立主义，却不赞成在非洲实行中立主义（他在那儿不是没有力量的）。他相信盟国应强有力地抵抗共产党，但是却常常挑起一些只能削弱这种抵抗的分裂。他感到可以任意使联盟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因为它在军事上保护着他。他想成为北约组织中的领袖，但是却从这个组织中撤走了他的军队。他想代表共同市场发言，但是他却经常对它加以妨碍。“他和我们不同，”肯尼迪怀着惊讶甚于恼怒的心情私下说，“他承认苏联在奥得一尼斯河问题上的立场，同东德人进行广泛的贸易并且接受德国的分裂——然而他却想使西德政府相信他比我们更亲德、更反共。”戴高乐拒绝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偿付他拖欠的联合国的款项，也不肯参加裁军谈判。的确，肯尼迪注意到，在同美国的关系中，他似乎宁愿保持紧张局面而不愿保持亲密关系，为的是想以此来显示其自尊心和独立自主。

　　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两人却始终互相都很钦佩。戴高乐在1961年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为肯尼迪的“智慧和勇气”祝酒。杰奎琳也使他很入迷，他告诫她在维也纳应当提防赫鲁晓夫夫人，而肯尼迪夫妇从华盛顿一拉斐特通信集中亲自挑出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一封原信使他深为感动。据报道，美国总统沉着地准备行使他的核责任的那种“出色品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肯尼迪离开巴黎时，戴高乐说；“现在，我对贵国更为信任了。”（据一位和我们在一起的观察过戴高乐对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的老资格的外交官说，这并不是夸张，而是非常含蓄的赞扬。）

　　约翰·肯尼迪情不自禁地对戴高乐很钦佩。他钦佩他一心想恢复一个地理上比得克萨斯州还小的国家的荣誉和伟大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和干劲，钦佩他的使法国转弱为强的能力、他的风度、品质和语言庄重等等。他公开地说；

　　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戴高乐将军将一如既往坚定地承
　　担起他的责任来……我们并不寻求那些与我们意见一致的
　　人，而是寻求那些……对西方的防务承担义务的人。我相信戴
　　高乐将军就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我们会融洽相处的。

　　实际的情况是，肯尼迪本人既不把大西洋联盟，也不把大西洋的和谐看作是目标本身。他关心联盟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诸如柏林问题、贸易谈判问题以及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但是他感到，当西方联盟已经不再象一度曾是我们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时，当欧洲自己的实力已经使它能较为独立地阐明其观点时，我们的国务院的传统却还在引导我们从西方联盟出发来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每个问题。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把联盟的其余国家同国会一样看待——即是一个必需的、但并不总是受欢迎的伙伴，他并不总能得到它的合作，他也并不总能接受它的意见，而同它保持一种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表明的那样，当他独力承担起责任时，他表现得最好。

　　他引用了拿破仑的话：他所赢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他同盟国进行了斗争的结果。又引用了丘吉尔的话：任何联盟的历史都是相互指责的历史。显然，他同意他们两人的说法。1961年就柏林问题举行的旷日持久、毫无结果的磋商，以及盟国首都不断传来的来源不明的批评，常常邮感到气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注意到埋怨美国“干涉”欧洲安全的那些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在它们无力支付自己份内的经费时，却仍然期待美国承担起北约的大部分军费（他说：“一种首尾一致的政策不能既要求我们军事上存在，又要求我们外交上不存在”）。在柏林谈判的步调上，他无法使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两人都满意，并且认为让他们两人都不满意比设法使他们中的一个人满意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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